唐獎2018漢學獎

漢學獎(Sinology)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1946－）教授曾執教耶魯大學，自1982年起任教於哈佛大學東亞系與比較文學系，現為該校目前僅二十六位的「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之一，同時也是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宇文教授在2018年4月退休，而四十年來，他藉研究書寫、翻譯與指導學生，不遺餘力為西方學界與一般大眾引介中國文學豐碩的傳統。就世界文學觀之，宇文教授體知中國文學遺產豊富，貢獻卓著，故將閱讀方法做了革命性的改變。他對漢學的貢獻，可由下列數端看出： 

唐詩研究 

雖然宇文教授的著作遍及中國文學史的各個時期，他最初，也是著力最深的研究領域，仍為唐詩。1975年，他由博士論文改寫的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出版，他在書中翻譯、研究了中唐時期孟郊與韓愈的詩作，從文字細節與生平脈絡勾勒出前人所未見的文學史圖像。兩年後，宇文教授開始撰寫整個唐代的詩史，最後，他耗時30年，完成了四本書。宇文教授所成，包括The Poetry of Early Tang (1977);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1980); The End of Chinese Middle Ages (1996);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2006) 。這四本書都有中文譯本。宇文教授所成，迄今仍為所有語言中最細緻的唐代詩史，也是世界各地學者必讀之書。他的詮釋深具原創性，機杼獨出，每每留意於前人所忽視者，包括詩人本身、書寫形式與社會學意義上的細微之處等。

宇文教授的研究，細數唐詩與文明、文化，以及文學藝術的關係，著重發掘文學史所忽略的面相。在初唐詩的討論中，宇文所安從聲調格律到宮廷文化乃至時代精神，均仔細查考。據此，他指出以往視為當然的「自然」、「宮體」、「古風」等詩體，其實都在初唐出現微妙變化，預示帝國詩風崛起的盛况。他研究唐詩全盛時期，指出其時詩人開始成爲一種專業，而所作不全然為應世感時之作而已。《晚唐詩》則重新回到傳統的文學史架構，以獨特而新穎的視角解讀杜牧、李商隱和溫庭筠，勾勒出晚唐詩歌的樣貌。

2015年，宇文教授完成了六卷本杜甫詩集的英譯。就西方語言而言，這是杜詩第一次完整的外譯，也是中國大詩人全集外譯的初次嘗試。宇文教授將杜詩的複雜面向，如實呈現在西方讀者之前。杜甫詩集也是「中華經典文庫」系列的第一號。這是宇文教授發起並主編的出版計畫，希望將重要中文經典，以雙語對照的方式呈現出來，也免費在網路上供人品評。「中華經典文庫」的發行方式嶄新，會以嚴謹的翻譯，將中國文學帶給更為廣大的閱眾，乃近年漢學界一大盛事。 

文學思想、文論、詩學研究 

中國文論也是宇文所安用力最勤的研究領域。就其所關心的問題而言，宇文教授完全以認識論的方式對中國文論作比較性的思考，在約定俗成的文學史的定論以外，因得以「精細地探討中國詩歌中那些無法爲文學史所解釋的方面」。在詩論文論方面，宇文教授出版的力作包括《傳統中國詩與詩學：世界的徵兆》（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World, 1985）與《中國文論讀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等書。《傳統中國詩與詩學》凸顯宇文教授藉由文本細讀提出創見的能力；他認爲就詩學（poetics）而言，只
有建立明確的命題，才有可能展開討論，將文學研究從印象、感悟提升到知識論的層次。在《中國文論讀本》中，宇文所安進一步揭示文體、文論、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將文論敍述視爲可待分析的文本。 

文學史研究： 

宇文教授在「文學史」上的研究成果，進一步重釐我們對這個領域的認識方法。他捨棄現成的「文學知識」，包括流行的理論框架等，致力展開文與史之間的對話，另一方面又呼應傳統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理論。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97）（廣泛稱為 Norto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本中國文學選集甫一出版，即因深具革命性而廣獲好評。書中以精緻而權威的翻譯，呈現1911 年以前，中國歷代文學的代表性作品，包括詩、散文、小說與戲劇等。此書的編排以類相從，巧思連連，都按照主題形式編次，突顯出核心文本如何薪傳彼此。此書也揭示了中國文學、文化與歷史之間的交互作用。中文讀者因之而省思覺察，中文世界以外的讀者也參與三者間的對話。

宇文所安主編的新作《劍橋中國文學史》（2012），尤其引起轟動。此書係宇文教授與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合編；上卷由宇文教授負責，始于《詩經》，終於元代，全書力圖實踐一種新的文學史觀，亦即所謂文學文化史，所以重視物質文化發展——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現代雜誌與報刊等——對文學的影響。此書更注重文學史的有機整體，並及趨勢和潮流的觀察與文學、文化的歷史自主性和文本的不確定性。因此，作者問題，文學的接受史，印刷文化，選集的編纂，文本的製作、流傳與改寫等在書中都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 

比較詩學研究 

宇文所安同時也是國際知名的比較文學家，將古典中國文學置于世界文學史中觀察。目前除中國與印度古典文學與文明的比較的大型計劃外（與普林斯頓大學Benjamin Elman 教授合作），最爲膾炙人口的著作包括《追憶》（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迷樓》（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與《他山的石頭記》等。

《追憶》是一本有關記憶/創傷主題的美學闡釋專著，宇文所安視之為以英語的文學形式對中式文學價值的再創造。中國傳統文學思想一般均以魏文帝《典論• 論文》爲最早的系統論述，文學被視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其後作者的創作往往伴隨「傳世」的焦慮。因此，「追憶前人」的行爲本身就預設了後人如何追憶自身的期許。這是宇文對創作思想的本
體探索，揭示「追憶」在本質上係數千年來文人創作的思想性濫觴。準此，《追憶》進一步深入中西文學理論的核心差異，並不視之為無法搭起橋樑的兩個世界，而是人類面對共同問題的不同方式。

《迷樓》裡，宇文教授每因世界不同地域的文學形式，追溯欲望迷宮的軌跡。本書書名得自唐人有關隋煬帝晚年建造的迷樓的記載，而此書更是在漢詩和歐洲詩歌之間自由往返的「嚴肅的遊戲」。宇文教授以「迷樓」的意象論中國古典詩與西方詩中欲望與文字意像的消長；在緒論裡，他對詩歌作用的論述，對當代詩學的啓發等，也都提出不同見解。宇文教授認爲儘管詩具有言志載道的詩教功能，詩或詩人總有一個面向偏離正統，引人進入文字迷宮。詩創造不出烏托邦，但可能喚醒大眾的欲望。

在宇文所安筆下，詩可以明白如畫，更可充滿曲折路徑，就是一座傳説中的迷樓。我們要敲開欲望這座大門，走進引誘與推拒、懷疑與停頓、進攻與置換、希望與幻滅、暴露與掩蓋、替代與逃避、妥協與犧牲等不同場景而形成所謂迷樓的詩學。《迷樓》旁徵博引，既有中國歷代詩文的指涉，也旁及西方古今經典；自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失樂園》（Paradise Lost）至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時辰之書》（Das Stunden-Buch），在在可見宇文所安出入中西詩歌與詩學的龐大能量。

《他山的石頭記》是中譯的宇文所安的自選集，對中西文學的學術傳統作總體性的省思，乃立基於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深刻體會和紮實的探索。在理解傳統總不是無法撼動下，宇文教授另闢新穎的創作觀，使傳統得以與現代對話。在觀念上，宇文教授治學試圖擺脫中西之爭的窠臼。他認爲在思考和整理知識時，我們往往對什麽是「中國的」、什麽是「西方的」過分關注，甚至焦慮，但分辨中西「遠不如這麽一件事來得重要：找到一個辦法，使中國文學傳統保持活力，而且把它發揚光大。」此外，「所有的新思想一開始都是『非我族類』的，但哪裏歡迎它們，哪裏就成了它們的家。｣

宇文所安教授這種對知識近悅遠來、兼容並蓄的世界眼光和開闊胸襟，是中文詩學以及當代漢學研究持續成長的必要前提。本屆唐獎漢學獎頒發給宇文所安，應該是對他上述敏而好學、孜孜不輟，四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精神最高的肯定。宇文所安以非華裔背景而治中國文學，能有如此卓然成就，更足以向國際學界宣示此獎的世界性意義。

斯波義信(Yoshinobu Shiba)

斯波義信（Yoshinobu Shiba）教授生於1930年，長期執教於東京大學，是中國社會經濟史極其重要的學者。斯波先生每有所作，往往研究經年。每一本新作，都深具開創性。他一方面秉持日本漢學界嚴謹的傳統，又借鑒西方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將西方學者的方法與中國的歷史特殊性結合為一，道出前人之所未見。

從戰前開始，日本漢學便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上樹立了深厚的底蘊，斯波先生繼承了此一傳統，並且進一步將之發揚光大。1950年，斯波先生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學習。當時，加藤繁和仁井田陞二先生，已經在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奠下重要的成績。他們注意到中國行政法、刑法等公法秩序雖然自古就很發達，但許多關於交易、產權等經濟活動的私法規定，卻形成於日常習慣，因而必須同時掌握兩者，才能從法制背後透視社會的變動。這一觀點，斯波先生深受影響。與此同時，在加藤高足周藤吉之先生指導下，斯波先生也投入《宋史．食貨志》的譯注，運用《宋會要輯稿》等新資料考訂、印證，為研究宋代經濟史練就深厚的學問基礎。

宋代以降，商業的發展如何影響此後中國歷史的變動？斯波先生從整體的經濟運作、地域社會、都市演變等角度，對此提出了史料紮實而深富理論視野的觀點。 

在其超過半個世紀之學術生涯，斯波先生的研究成果可概括如下： 

宋代商業史 

斯波先生在1968年出版《宋代商業史研究》，一舉奠定學術地位。這一結合材料、理論、視野的成果，可說標誌了此後斯波先生研究的特色。他從具體社會變遷的史實----非預設性的「近代化」框架----來回應當時論戰紛紜的唐宋變革分期問題。斯波先生從經濟切入，將經濟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整體中，開拓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從法制史與社會經濟史這兩端出發，他試圖探究宋代商業發展對社會組織影響的程度。在此變化下，政治體制又為何趨向集權穩定？斯波先生運用大量官方、私人文書、地方誌，又從交通、全國市場、城市和市鎮、商業組織、國家與商業關係等課題，將過去分散的既有研究聚合為一，予以系統性的分析，刻劃出宋代經濟史的全貌。以日後學術潮流言之，斯波先生可謂在「跨領域」一詞流行之前，便以深刻的史識，捕捉了歷史變動的整體圖像。本書甫一出版，不僅日本學界高度評價，1970年
更旋由Mark Elvin 譯成英文。此一英譯本不僅使西方世界的讀者，得以認識此一重要的課題，亦使斯波先生享譽國際漢學界。 

地域史和經濟史研究的深化 

中國社會規模巨大，地域之間有很大差異，如何才能把握全體與局部之間的經濟變動意義？1960 年代後期開始，斯波先生感於傳統研究方法的侷限，把目光轉向空間，進一步引介歐美當代史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學術成果，並結合日本漢學的實證學風，開展了以江南為中心的區域社會經濟分析，探討國家與社會接合的地域史，完成《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一書（1988）。此書取徑年鑑學派的長時段概念，注重自然環境條件與技術變革，但也重視政治事件與法制變化予經濟之影響，亳不忽視短時段的事件史，從不同層級歷史結構的動態運作中把握整體的歷史。同時，在好友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教授的經濟區域系統理論基礎上，此書也提出了「地文--生態區域」的研究方法。施堅雅強調水運條件對區域市場的形塑，斯波先生則指出，在市場系統不如清代成熟的宋代，決定區域內部經濟發展者，除了河川，還包括整個生態環
境。凡此，都可見到斯波先生對西方學者理論核心的掌握之精準，也因此，能將之巧妙轉化，用於中國歷史的脈絡，開創出突破性的新觀點。 

中國都市史研究 

繼地域研究的成果之後，斯波先生也投入了相當心力在都市研究上。《中國都市史》（2002）對於中國都市性質長期以來的爭論，提出了嶄新的論點。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比較中國和西方都市時，認為兩者大不相同。西方近代都市共同體，起源自工商業者自治的中世紀都市。中國都市則由官僚主導，著重軍事功能與消費性格；自治團體難以反對官僚的干涉。另一方面，從戰前加藤、仁井等學者對中國工商組織的實地調查，乃至近期的地域史、都市史研究卻都指出，伴隨經濟發展，中國都市底層出現了許多自律、自助的團體的現象。對此，斯波先生留意到傳統文獻與調查資料的落差；前者出自儒教國家官僚與士大夫筆下，關注的是國家統治的方法，而非反映經濟發展的變化。斯波先生援引施堅雅的區域理論，統計行政都市與經濟都市的重疊和差異，指出兩種體系的分歧。他又指出，傳統文獻中的城鄉分野並不確實；宋
代以降，在城的周邊與交通要道，興起許多工商業「市」、「鎮」，其規模並不亞於「城」。但就國家統治角度言，為了確保社會的一致性，官僚帝國仍然以各種努力維持了法制上的安排。今日所見的分歧，正是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產物。 

華僑史研究 

在地域史與都市史的研究裡，斯波先生也探討了商業發展下，各種依託地緣、親緣的都市基層組織的出現。這使他在華僑課題上也提出獨創的見解。從大阪、函館等地江戶時代的華僑史料整理編纂開始，斯波先生進一步研究明清以降，華僑在東亞與東南亞的歷史。（〈函館華僑關係資料集〉，載《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2 號，1982；《華僑》，1995）過去許多學者將華僑的互動和組織，視為中國農村社會特徵的延伸，認為以家族、同鄉關係為紐帶的網絡，偏向封閉，缺乏近代的合理性。由於斯波先生具有經濟史的視野，他並不單就華僑論華僑，也不將華僑視為本質性概念，而是將之放在東亞各地經濟互動的脈絡下思考，從而對傳統之見提出反駁。斯波先生指出，華僑網絡並非封閉性的，而是在商業化社會的競爭中締結而成的多元關係網。從親族、鄉黨到他鄉，乃至於到外國人，都藉此而納入感情之網，以人際信用為武器，在經濟活動上發揮高度效率。因此，我們不當視華僑為地域狹小的組織；華僑乃是回應廣闊市場的節點系統。 

總而言之，斯波先生雖為宋代經濟史名家，其關懷和視野卻又遠超出於此。對於宋代以降，生產力提昇、勞動分工、市場與商業發展帶給中國----乃至東亞----的變化，他勾勒出一幅豐富的動態歷史繪卷，既展現了其中的複雜性，也提示了理解的方法。斯波先生求學的1950 與1960 年代，馬克思主義和近代化理論深深影響了歐美與日本學界。馬克思主義固為彼時之人試圖掌握近代經濟變遷的巨大力量，但也陷入西方中心主義預設的理論框架中，可以討論：斯波先生從堅實的歷史材料著手研究，關注經濟的變遷本身，從未削足適履。將近70 年來，他豐富的研究成果，不僅讓人對東亞自身的文明發展有深入的認識，也為當前變動中的全球化世局留下一條應對之道。

 

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生於1919年，是中國儒家思想史研究的巨擘。1953年，狄教授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其後便留校教授中國思想，並從事儒家的研究。1990年，狄教授榮退，但退而不休，依舊勤著不輟，並且利用時間教學。狄教授撰寫或編輯的專書達三十本以上，乃美國儒學的開創性人物，對舉世儒學更是貢獻卓著。1960到1966年，狄教授任哥大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主任，1971至1978年間，擔任哥大副校長。此期間，他並在1969-1970年間出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雖然如今已年過九旬，狄教授仍於2013年推出《偉大文明的對話》（The Great Civilized Conversation: Education for a World Community），對人類文明的前景十分關懷。

狄培理教授的儒學研究，始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希望藉此由中國歷史內部理解中國問題，擺脫由西方理論和價值來重估中國政治制度的作法，因使狄教授的思想接近新儒家，而從1953年發表〈新儒學的重估〉（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一文開始，他便成為美國倡導新儒學研究的領軍人物。狄教授不認為傳統儒家的見解毫無錯誤，但他仍然努力宣揚儒家的「道統」或他所謂「道的重建」等觀念和理想。多年來，狄教授的研究大多環繞在兩大主題上，一是由歷史的視角討論程朱儒學發展的歷史與演變，《道學與心學》（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1981）與《心法》（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 1989）係代表專著。其次的主題關注儒學對個人和自由的重視，主張儒學絕非現代化的阻礙，反而是東亞地區的文化資本。狄教授頗留心王艮和李贄對個人的重視，1982年應「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整理而出的《中國的自由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為上述關注留下完整的論述。狄教授強調中國雖乏西方意義下的「自由主義」，但並非不重視「自由」。他認為明代理學尤其保存了「自由傾向」（liberal tendencies）的各種價值，驅使眾多儒家與新儒家的「君子」在史上以所謂「先知的聲音」（prophetic voice）反抗濫用政治力量。1990年出版的《為己之學》（Learning for One's Self: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中，狄教授便擬在儒家式的人格修養和西方的個人主義間找出彼此可以共通之處。

當然，狄培理教授並非不知道上述那些「自由傾向」和「先知聲音」並未如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一樣轉化為法律制度，以保護基本的公民權利。《儒家所面臨的難題》（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於「儒家困境」即有論列，認為要衡量儒家在政治上的失敗，必須以其自身所預設的理想為標的。儒家典籍樹立的「內聖外王」難以實現，必賴「君子」在君主和人民間扮演中介角色。「君子」雖是「天命」的代言人，卻非西方的先知，沒有上帝所賦予的感召力。而且，中國先知的傳統最大的弱點在於沒有西方教會那樣的權力據點，難有施力的場所。除此之外，最稱關鍵的還是「君子」和人民脫節，只對君王傳達先知的訊息，而非對人民為之，社會影響大受局限。

狄培理教授對中西民主思想的觀念亦多所留心，集中在他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討論上。1993年，他將該書英譯出版，並撰長文以為導讀。狄教授認為不能將黃宗羲思想中所具有的民主元素直接附會到西方式的民主思想。黃宗羲提出「儒家的憲法」（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之說，認為提高宰相的權力，可制衡君主制的「私天下」之見，並主張廣設學校，以為公論的管道。然而，黃宗羲心中的政治理想和西方代議制度仍有根本不同。宰相仍由皇帝選派，「公論」也僅是士大夫之見。狄培理之所以重視《明夷待訪錄》，因為該書重「法」，而且黃氏之「法」非指維繫君主權力的「一家之法」，而是為天下所創之法。因此，黃氏嚴厲批評傳統「非法之法」，主張「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希望跳脫儒學傳統對聖君的期待。儘管如此，狄教授也承認，黃宗羲的法仍未具西方法的契約特性，人民的角色有限。

近年來，狄培理教授專注於中西文明的比較和互補，2004年出版的《高尚與文明》（Nobility and Civility: 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即表明僅以西方觀點看待或引導世界文明的走向，已不符多元文化主義流行的今日。亞洲內部有各自源遠流長的獨立傳統，不會走上西方所希望的道路。狄教授除了指出儒家和印度傳統所具有的活力外，也抱持開放而多元的文化主義，認為不同文化傳統間需要溝通、對話，努力於異中求同，方能彰顯人權和公民社會的價值，解決世界上的各種危機。「克己復禮」、「理一分殊」的儒家教誨，在今日依然適用。1988年出版的《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中，狄培理教授便分析過東亞不同文明的開展與交流，同時也對東西間的對話提出建言，謀求不同文明的對話。解決世界亂局，他認為捨此別無良方，而這是他為學的目標與理想。

狄培理教授在個人研究之外，亦投身許多相關的學術事務，例如編譯各種書籍。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學生與學者都大大受惠於狄教授出版的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書。他在其中既翻譯又解釋中國傳統經典和文獻，將中國文明基本的圖象完整呈現於英語世界的讀者前。此書擴大增訂版在1999、2000、2004陸續出版，可見其影響之久遠。狄培理教授還主持哥倫比亞大學的東方經典翻譯計劃，翻譯了超過一百五十本以上的經籍，為美國亞洲研究奠定良基。同時他又廣邀學者交換意見，切磋有關新儒家的見解，所編陸續出版，也引領東、西方學術的焦點和潮流，誠為當世儒家與世界的橋樑，值得學界推崇，更值得世人引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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