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教師節尊孔敬師

有感於老師在社會人們中的重要，我們每個人從小到老，各階段及各場域，都有不同年齡各式各樣的老師。追思聯想到創立儒學的至聖先師孔老夫子的偉大及貢獻，及一路走來很多老師指導過我們。環顧全球尊孔者甚多，以筆者個人微薄能力，謹以小詩敬表心意。

回顧台大土木退休教授聯誼會，始自前校長虞兆中教授於2003年四月發起招集聚餐，至今已屆滿十五個年頭，目前公推盧衍祺教授為會長，由陳清泉教授為聯絡人。今年9月28日教師節聚會，則由台大土木系現任系主任謝尚賢教授設宴於和平東路一段的蒞霖餐廳開設午宴，宴請退休聯誼會教授們及師娘們，到會的有30人，空前踴躍。個人終生到老為專業教師，這一天倍感光榮。

敬祝天下海內外的各位老師及未來的老師，教師節快樂！

2018戊戌中秋

今年台北的中秋多雲，雲高月更高，因平時甜食用多了，月餅食量也就不大，烤肉賞月的人好像也不多。雖然有假期但出遊的也不多。可說是淡淡中秋清清過。有心人且有想像力的人，若有耐心整晚望著月亮看，也許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到永遠不老尚年青優雅美如天仙的嫦娥喔！［20181024，農曆8月15日，戊戌年］

唐獎2018法治獎

法治獎(Rule of Law)

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

2018年唐獎法治獎，由國際知名法律哲學家、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理學湯瑪士M.麥塞歐西講座教授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所榮獲，以表彰他對法治具開創性之貢獻，並肯認他深化吾人對於法律本質、法律推理、以及法律、道德與自由相互關係之理解。

拉茲教授出生於巴勒斯坦託管地 （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領土），專長領域為法律、道德與政治哲學，曾任教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與英國牛津大學，長達近四十二年之久，現執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是當代法律哲學家之翹楚、知識界一代巨擘，其不論在道德哲學或政治理論領域，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拉茲對於法律概念的精細分析，深化世人對於法律本質、法律推理，以及法律、道德與自由相互關係之理解。他橫跨並專精於法律、道德及政治哲學，一字一句皆致力於法律哲學的批判思辯源流中。在法律哲學的浩瀚研究中，拉茲就像一位登山者，漫步在法律、政治與道德三座交錯且綿延的山巒間，嚴謹釐定各種思考的路徑，使人們能夠完整看見法律的真貌。

過去五十餘年，拉茲任教不倦且著作不輟，曾獲得「在分析法學、道德與政治哲學界極具敏銳度、獨創性及學術動能充沛的學者」的評價。其所撰寫的《法律的權威》(The Authority of Law)、《自由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Freedom)、《實踐推理與規範》(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等十餘專著，皆為法理學上極具代表性的著作。他的法學論證更持續透過教學、演講、編輯之形式，跨越時空與各種觀點迥異的法學、哲學、政治學者和實務工作者無間斷地論辯、修正及相互補充。

他不僅承繼了法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之傳統，補充了分析法律哲學(analytical jurisprudence)的不足處；其所多年陳述有關法律規範性(the normativity of law)及法律權威性質(the nature of legal authority)的論理、健筆亦勾勒出法律自主性及法學論理之評價本質。在其知名著作《自由的道德》中，完整闡釋了拉茲針對法律的權威性之本質與範圍，堅持法律的存在與內容完全是透過社會事實所認定，而不訴諸於任何道德價值判斷；法律之制定乃是排除並取代道德考量的理由，以達到社會協調之目的。如此視角，不僅使法律與道德之間曖昧艱澀處益發清晰，更確立拉茲於法律哲學傳統難望項背的歷史地位。

舉凡當代洶湧不絕的學術主題，從法治、法定權利、法律哲學方法論、過失與責任、實踐合理性、基本價值理論、至人權與主權以及民主的相關論述，這些環環相扣又相互辯證批判的研究，皆可在拉茲的著作中找到立論基礎與詮釋辯證。因此，拉茲在法律、道德及政治哲學研究的跨世紀傳承與發揚之不可或缺性，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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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獎2018漢學獎

漢學獎(Sinology)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1946－）教授曾執教耶魯大學，自1982年起任教於哈佛大學東亞系與比較文學系，現為該校目前僅二十六位的「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之一，同時也是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宇文教授在2018年4月退休，而四十年來，他藉研究書寫、翻譯與指導學生，不遺餘力為西方學界與一般大眾引介中國文學豐碩的傳統。就世界文學觀之，宇文教授體知中國文學遺產豊富，貢獻卓著，故將閱讀方法做了革命性的改變。他對漢學的貢獻，可由下列數端看出： 

唐詩研究 

雖然宇文教授的著作遍及中國文學史的各個時期，他最初，也是著力最深的研究領域，仍為唐詩。1975年，他由博士論文改寫的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出版，他在書中翻譯、研究了中唐時期孟郊與韓愈的詩作，從文字細節與生平脈絡勾勒出前人所未見的文學史圖像。兩年後，宇文教授開始撰寫整個唐代的詩史，最後，他耗時30年，完成了四本書。宇文教授所成，包括The Poetry of Early Tang (1977);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1980); The End of Chinese Middle Ages (1996);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2006) 。這四本書都有中文譯本。宇文教授所成，迄今仍為所有語言中最細緻的唐代詩史，也是世界各地學者必讀之書。他的詮釋深具原創性，機杼獨出，每每留意於前人所忽視者，包括詩人本身、書寫形式與社會學意義上的細微之處等。

宇文教授的研究，細數唐詩與文明、文化，以及文學藝術的關係，著重發掘文學史所忽略的面相。在初唐詩的討論中，宇文所安從聲調格律到宮廷文化乃至時代精神，均仔細查考。據此，他指出以往視為當然的「自然」、「宮體」、「古風」等詩體，其實都在初唐出現微妙變化，預示帝國詩風崛起的盛况。他研究唐詩全盛時期，指出其時詩人開始成爲一種專業，而所作不全然為應世感時之作而已。《晚唐詩》則重新回到傳統的文學史架構，以獨特而新穎的視角解讀杜牧、李商隱和溫庭筠，勾勒出晚唐詩歌的樣貌。

2015年，宇文教授完成了六卷本杜甫詩集的英譯。就西方語言而言，這是杜詩第一次完整的外譯，也是中國大詩人全集外譯的初次嘗試。宇文教授將杜詩的複雜面向，如實呈現在西方讀者之前。杜甫詩集也是「中華經典文庫」系列的第一號。這是宇文教授發起並主編的出版計畫，希望將重要中文經典，以雙語對照的方式呈現出來，也免費在網路上供人品評。「中華經典文庫」的發行方式嶄新，會以嚴謹的翻譯，將中國文學帶給更為廣大的閱眾，乃近年漢學界一大盛事。 

文學思想、文論、詩學研究 

中國文論也是宇文所安用力最勤的研究領域。就其所關心的問題而言，宇文教授完全以認識論的方式對中國文論作比較性的思考，在約定俗成的文學史的定論以外，因得以「精細地探討中國詩歌中那些無法爲文學史所解釋的方面」。在詩論文論方面，宇文教授出版的力作包括《傳統中國詩與詩學：世界的徵兆》（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World, 1985）與《中國文論讀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等書。《傳統中國詩與詩學》凸顯宇文教授藉由文本細讀提出創見的能力；他認爲就詩學（poetics）而言，只
有建立明確的命題，才有可能展開討論，將文學研究從印象、感悟提升到知識論的層次。在《中國文論讀本》中，宇文所安進一步揭示文體、文論、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將文論敍述視爲可待分析的文本。 

文學史研究： 

宇文教授在「文學史」上的研究成果，進一步重釐我們對這個領域的認識方法。他捨棄現成的「文學知識」，包括流行的理論框架等，致力展開文與史之間的對話，另一方面又呼應傳統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理論。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97）（廣泛稱為 Norto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本中國文學選集甫一出版，即因深具革命性而廣獲好評。書中以精緻而權威的翻譯，呈現1911 年以前，中國歷代文學的代表性作品，包括詩、散文、小說與戲劇等。此書的編排以類相從，巧思連連，都按照主題形式編次，突顯出核心文本如何薪傳彼此。此書也揭示了中國文學、文化與歷史之間的交互作用。中文讀者因之而省思覺察，中文世界以外的讀者也參與三者間的對話。

宇文所安主編的新作《劍橋中國文學史》（2012），尤其引起轟動。此書係宇文教授與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合編；上卷由宇文教授負責，始于《詩經》，終於元代，全書力圖實踐一種新的文學史觀，亦即所謂文學文化史，所以重視物質文化發展——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現代雜誌與報刊等——對文學的影響。此書更注重文學史的有機整體，並及趨勢和潮流的觀察與文學、文化的歷史自主性和文本的不確定性。因此，作者問題，文學的接受史，印刷文化，選集的編纂，文本的製作、流傳與改寫等在書中都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 

比較詩學研究 

宇文所安同時也是國際知名的比較文學家，將古典中國文學置于世界文學史中觀察。目前除中國與印度古典文學與文明的比較的大型計劃外（與普林斯頓大學Benjamin Elman 教授合作），最爲膾炙人口的著作包括《追憶》（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迷樓》（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與《他山的石頭記》等。

《追憶》是一本有關記憶/創傷主題的美學闡釋專著，宇文所安視之為以英語的文學形式對中式文學價值的再創造。中國傳統文學思想一般均以魏文帝《典論• 論文》爲最早的系統論述，文學被視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其後作者的創作往往伴隨「傳世」的焦慮。因此，「追憶前人」的行爲本身就預設了後人如何追憶自身的期許。這是宇文對創作思想的本
體探索，揭示「追憶」在本質上係數千年來文人創作的思想性濫觴。準此，《追憶》進一步深入中西文學理論的核心差異，並不視之為無法搭起橋樑的兩個世界，而是人類面對共同問題的不同方式。

《迷樓》裡，宇文教授每因世界不同地域的文學形式，追溯欲望迷宮的軌跡。本書書名得自唐人有關隋煬帝晚年建造的迷樓的記載，而此書更是在漢詩和歐洲詩歌之間自由往返的「嚴肅的遊戲」。宇文教授以「迷樓」的意象論中國古典詩與西方詩中欲望與文字意像的消長；在緒論裡，他對詩歌作用的論述，對當代詩學的啓發等，也都提出不同見解。宇文教授認爲儘管詩具有言志載道的詩教功能，詩或詩人總有一個面向偏離正統，引人進入文字迷宮。詩創造不出烏托邦，但可能喚醒大眾的欲望。

在宇文所安筆下，詩可以明白如畫，更可充滿曲折路徑，就是一座傳説中的迷樓。我們要敲開欲望這座大門，走進引誘與推拒、懷疑與停頓、進攻與置換、希望與幻滅、暴露與掩蓋、替代與逃避、妥協與犧牲等不同場景而形成所謂迷樓的詩學。《迷樓》旁徵博引，既有中國歷代詩文的指涉，也旁及西方古今經典；自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失樂園》（Paradise Lost）至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時辰之書》（Das Stunden-Buch），在在可見宇文所安出入中西詩歌與詩學的龐大能量。

《他山的石頭記》是中譯的宇文所安的自選集，對中西文學的學術傳統作總體性的省思，乃立基於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深刻體會和紮實的探索。在理解傳統總不是無法撼動下，宇文教授另闢新穎的創作觀，使傳統得以與現代對話。在觀念上，宇文教授治學試圖擺脫中西之爭的窠臼。他認爲在思考和整理知識時，我們往往對什麽是「中國的」、什麽是「西方的」過分關注，甚至焦慮，但分辨中西「遠不如這麽一件事來得重要：找到一個辦法，使中國文學傳統保持活力，而且把它發揚光大。」此外，「所有的新思想一開始都是『非我族類』的，但哪裏歡迎它們，哪裏就成了它們的家。｣

宇文所安教授這種對知識近悅遠來、兼容並蓄的世界眼光和開闊胸襟，是中文詩學以及當代漢學研究持續成長的必要前提。本屆唐獎漢學獎頒發給宇文所安，應該是對他上述敏而好學、孜孜不輟，四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精神最高的肯定。宇文所安以非華裔背景而治中國文學，能有如此卓然成就，更足以向國際學界宣示此獎的世界性意義。

斯波義信(Yoshinobu Shiba)

斯波義信（Yoshinobu Shiba）教授生於1930年，長期執教於東京大學，是中國社會經濟史極其重要的學者。斯波先生每有所作，往往研究經年。每一本新作，都深具開創性。他一方面秉持日本漢學界嚴謹的傳統，又借鑒西方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將西方學者的方法與中國的歷史特殊性結合為一，道出前人之所未見。

從戰前開始，日本漢學便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上樹立了深厚的底蘊，斯波先生繼承了此一傳統，並且進一步將之發揚光大。1950年，斯波先生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學習。當時，加藤繁和仁井田陞二先生，已經在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奠下重要的成績。他們注意到中國行政法、刑法等公法秩序雖然自古就很發達，但許多關於交易、產權等經濟活動的私法規定，卻形成於日常習慣，因而必須同時掌握兩者，才能從法制背後透視社會的變動。這一觀點，斯波先生深受影響。與此同時，在加藤高足周藤吉之先生指導下，斯波先生也投入《宋史．食貨志》的譯注，運用《宋會要輯稿》等新資料考訂、印證，為研究宋代經濟史練就深厚的學問基礎。

宋代以降，商業的發展如何影響此後中國歷史的變動？斯波先生從整體的經濟運作、地域社會、都市演變等角度，對此提出了史料紮實而深富理論視野的觀點。 

在其超過半個世紀之學術生涯，斯波先生的研究成果可概括如下： 

宋代商業史 

斯波先生在1968年出版《宋代商業史研究》，一舉奠定學術地位。這一結合材料、理論、視野的成果，可說標誌了此後斯波先生研究的特色。他從具體社會變遷的史實----非預設性的「近代化」框架----來回應當時論戰紛紜的唐宋變革分期問題。斯波先生從經濟切入，將經濟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整體中，開拓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從法制史與社會經濟史這兩端出發，他試圖探究宋代商業發展對社會組織影響的程度。在此變化下，政治體制又為何趨向集權穩定？斯波先生運用大量官方、私人文書、地方誌，又從交通、全國市場、城市和市鎮、商業組織、國家與商業關係等課題，將過去分散的既有研究聚合為一，予以系統性的分析，刻劃出宋代經濟史的全貌。以日後學術潮流言之，斯波先生可謂在「跨領域」一詞流行之前，便以深刻的史識，捕捉了歷史變動的整體圖像。本書甫一出版，不僅日本學界高度評價，1970年
更旋由Mark Elvin 譯成英文。此一英譯本不僅使西方世界的讀者，得以認識此一重要的課題，亦使斯波先生享譽國際漢學界。 

地域史和經濟史研究的深化 

中國社會規模巨大，地域之間有很大差異，如何才能把握全體與局部之間的經濟變動意義？1960 年代後期開始，斯波先生感於傳統研究方法的侷限，把目光轉向空間，進一步引介歐美當代史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學術成果，並結合日本漢學的實證學風，開展了以江南為中心的區域社會經濟分析，探討國家與社會接合的地域史，完成《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一書（1988）。此書取徑年鑑學派的長時段概念，注重自然環境條件與技術變革，但也重視政治事件與法制變化予經濟之影響，亳不忽視短時段的事件史，從不同層級歷史結構的動態運作中把握整體的歷史。同時，在好友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教授的經濟區域系統理論基礎上，此書也提出了「地文--生態區域」的研究方法。施堅雅強調水運條件對區域市場的形塑，斯波先生則指出，在市場系統不如清代成熟的宋代，決定區域內部經濟發展者，除了河川，還包括整個生態環
境。凡此，都可見到斯波先生對西方學者理論核心的掌握之精準，也因此，能將之巧妙轉化，用於中國歷史的脈絡，開創出突破性的新觀點。 

中國都市史研究 

繼地域研究的成果之後，斯波先生也投入了相當心力在都市研究上。《中國都市史》（2002）對於中國都市性質長期以來的爭論，提出了嶄新的論點。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比較中國和西方都市時，認為兩者大不相同。西方近代都市共同體，起源自工商業者自治的中世紀都市。中國都市則由官僚主導，著重軍事功能與消費性格；自治團體難以反對官僚的干涉。另一方面，從戰前加藤、仁井等學者對中國工商組織的實地調查，乃至近期的地域史、都市史研究卻都指出，伴隨經濟發展，中國都市底層出現了許多自律、自助的團體的現象。對此，斯波先生留意到傳統文獻與調查資料的落差；前者出自儒教國家官僚與士大夫筆下，關注的是國家統治的方法，而非反映經濟發展的變化。斯波先生援引施堅雅的區域理論，統計行政都市與經濟都市的重疊和差異，指出兩種體系的分歧。他又指出，傳統文獻中的城鄉分野並不確實；宋
代以降，在城的周邊與交通要道，興起許多工商業「市」、「鎮」，其規模並不亞於「城」。但就國家統治角度言，為了確保社會的一致性，官僚帝國仍然以各種努力維持了法制上的安排。今日所見的分歧，正是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產物。 

華僑史研究 

在地域史與都市史的研究裡，斯波先生也探討了商業發展下，各種依託地緣、親緣的都市基層組織的出現。這使他在華僑課題上也提出獨創的見解。從大阪、函館等地江戶時代的華僑史料整理編纂開始，斯波先生進一步研究明清以降，華僑在東亞與東南亞的歷史。（〈函館華僑關係資料集〉，載《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2 號，1982；《華僑》，1995）過去許多學者將華僑的互動和組織，視為中國農村社會特徵的延伸，認為以家族、同鄉關係為紐帶的網絡，偏向封閉，缺乏近代的合理性。由於斯波先生具有經濟史的視野，他並不單就華僑論華僑，也不將華僑視為本質性概念，而是將之放在東亞各地經濟互動的脈絡下思考，從而對傳統之見提出反駁。斯波先生指出，華僑網絡並非封閉性的，而是在商業化社會的競爭中締結而成的多元關係網。從親族、鄉黨到他鄉，乃至於到外國人，都藉此而納入感情之網，以人際信用為武器，在經濟活動上發揮高度效率。因此，我們不當視華僑為地域狹小的組織；華僑乃是回應廣闊市場的節點系統。 

總而言之，斯波先生雖為宋代經濟史名家，其關懷和視野卻又遠超出於此。對於宋代以降，生產力提昇、勞動分工、市場與商業發展帶給中國----乃至東亞----的變化，他勾勒出一幅豐富的動態歷史繪卷，既展現了其中的複雜性，也提示了理解的方法。斯波先生求學的1950 與1960 年代，馬克思主義和近代化理論深深影響了歐美與日本學界。馬克思主義固為彼時之人試圖掌握近代經濟變遷的巨大力量，但也陷入西方中心主義預設的理論框架中，可以討論：斯波先生從堅實的歷史材料著手研究，關注經濟的變遷本身，從未削足適履。將近70 年來，他豐富的研究成果，不僅讓人對東亞自身的文明發展有深入的認識，也為當前變動中的全球化世局留下一條應對之道。

 

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生於1919年，是中國儒家思想史研究的巨擘。1953年，狄教授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其後便留校教授中國思想，並從事儒家的研究。1990年，狄教授榮退，但退而不休，依舊勤著不輟，並且利用時間教學。狄教授撰寫或編輯的專書達三十本以上，乃美國儒學的開創性人物，對舉世儒學更是貢獻卓著。1960到1966年，狄教授任哥大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主任，1971至1978年間，擔任哥大副校長。此期間，他並在1969-1970年間出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雖然如今已年過九旬，狄教授仍於2013年推出《偉大文明的對話》（The Great Civilized Conversation: Education for a World Community），對人類文明的前景十分關懷。

狄培理教授的儒學研究，始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希望藉此由中國歷史內部理解中國問題，擺脫由西方理論和價值來重估中國政治制度的作法，因使狄教授的思想接近新儒家，而從1953年發表〈新儒學的重估〉（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一文開始，他便成為美國倡導新儒學研究的領軍人物。狄教授不認為傳統儒家的見解毫無錯誤，但他仍然努力宣揚儒家的「道統」或他所謂「道的重建」等觀念和理想。多年來，狄教授的研究大多環繞在兩大主題上，一是由歷史的視角討論程朱儒學發展的歷史與演變，《道學與心學》（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1981）與《心法》（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 1989）係代表專著。其次的主題關注儒學對個人和自由的重視，主張儒學絕非現代化的阻礙，反而是東亞地區的文化資本。狄教授頗留心王艮和李贄對個人的重視，1982年應「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整理而出的《中國的自由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為上述關注留下完整的論述。狄教授強調中國雖乏西方意義下的「自由主義」，但並非不重視「自由」。他認為明代理學尤其保存了「自由傾向」（liberal tendencies）的各種價值，驅使眾多儒家與新儒家的「君子」在史上以所謂「先知的聲音」（prophetic voice）反抗濫用政治力量。1990年出版的《為己之學》（Learning for One's Self: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中，狄教授便擬在儒家式的人格修養和西方的個人主義間找出彼此可以共通之處。

當然，狄培理教授並非不知道上述那些「自由傾向」和「先知聲音」並未如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一樣轉化為法律制度，以保護基本的公民權利。《儒家所面臨的難題》（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於「儒家困境」即有論列，認為要衡量儒家在政治上的失敗，必須以其自身所預設的理想為標的。儒家典籍樹立的「內聖外王」難以實現，必賴「君子」在君主和人民間扮演中介角色。「君子」雖是「天命」的代言人，卻非西方的先知，沒有上帝所賦予的感召力。而且，中國先知的傳統最大的弱點在於沒有西方教會那樣的權力據點，難有施力的場所。除此之外，最稱關鍵的還是「君子」和人民脫節，只對君王傳達先知的訊息，而非對人民為之，社會影響大受局限。

狄培理教授對中西民主思想的觀念亦多所留心，集中在他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討論上。1993年，他將該書英譯出版，並撰長文以為導讀。狄教授認為不能將黃宗羲思想中所具有的民主元素直接附會到西方式的民主思想。黃宗羲提出「儒家的憲法」（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之說，認為提高宰相的權力，可制衡君主制的「私天下」之見，並主張廣設學校，以為公論的管道。然而，黃宗羲心中的政治理想和西方代議制度仍有根本不同。宰相仍由皇帝選派，「公論」也僅是士大夫之見。狄培理之所以重視《明夷待訪錄》，因為該書重「法」，而且黃氏之「法」非指維繫君主權力的「一家之法」，而是為天下所創之法。因此，黃氏嚴厲批評傳統「非法之法」，主張「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希望跳脫儒學傳統對聖君的期待。儘管如此，狄教授也承認，黃宗羲的法仍未具西方法的契約特性，人民的角色有限。

近年來，狄培理教授專注於中西文明的比較和互補，2004年出版的《高尚與文明》（Nobility and Civility: 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即表明僅以西方觀點看待或引導世界文明的走向，已不符多元文化主義流行的今日。亞洲內部有各自源遠流長的獨立傳統，不會走上西方所希望的道路。狄教授除了指出儒家和印度傳統所具有的活力外，也抱持開放而多元的文化主義，認為不同文化傳統間需要溝通、對話，努力於異中求同，方能彰顯人權和公民社會的價值，解決世界上的各種危機。「克己復禮」、「理一分殊」的儒家教誨，在今日依然適用。1988年出版的《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中，狄培理教授便分析過東亞不同文明的開展與交流，同時也對東西間的對話提出建言，謀求不同文明的對話。解決世界亂局，他認為捨此別無良方，而這是他為學的目標與理想。

狄培理教授在個人研究之外，亦投身許多相關的學術事務，例如編譯各種書籍。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學生與學者都大大受惠於狄教授出版的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書。他在其中既翻譯又解釋中國傳統經典和文獻，將中國文明基本的圖象完整呈現於英語世界的讀者前。此書擴大增訂版在1999、2000、2004陸續出版，可見其影響之久遠。狄培理教授還主持哥倫比亞大學的東方經典翻譯計劃，翻譯了超過一百五十本以上的經籍，為美國亞洲研究奠定良基。同時他又廣邀學者交換意見，切磋有關新儒家的見解，所編陸續出版，也引領東、西方學術的焦點和潮流，誠為當世儒家與世界的橋樑，值得學界推崇，更值得世人引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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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獎2018生物醫藥獎

生物醫藥獎

(Biopharmaceutieal Science)

東尼 • 杭特 (Tony Hunter)

酪胺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是標靶治療之原型，對於癌症治療貢獻卓越。美國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生物學教授東尼•杭特博士，是首位發現酪胺酸可以被磷酸化的科學家，因其發現致癌基因src是一個酪胺酸激酶。此開拓性的發現使他成為整個酪胺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研究領域的鼻祖。蛋白質由二十多不同種的胺基酸所組成，而激酶（Kinase）是可以將磷酸基轉移到特定胺基酸上的一種酵素。當時科學家的認知中，只有絲胺酸（Serine）和蘇胺酸（Threonine）兩種胺基酸可以被磷酸化，然而在發現第三種胺基酸「酪胺酸（Tyrosine）」可以被磷酸化之後，世人對於細胞活動如何被調控突然有了全新的認知，許多和生物發育、致病息息相關的調控機制才陸續被發現。在人類基因體中，酪胺酸激酶家族僅佔蛋白質激酶中的少數，卻佔致癌基因中較高的比例，因為很多酪胺酸激酶乃位於細胞表面的受體，負責接收外來環境的訊號（例如各種生長因子），扮演控制細胞如何生長的關鍵角色。一旦酪胺酸激酶發生突變，會導致細胞在沒有外來環境訊號的驅使下仍一直保持活化狀態，造成細胞不斷生長，最後形成惡性腫瘤。

後人發現，只要用小分子或抗體來堵住酪胺酸激酶的活性部位，進而阻斷活化訊息之傳遞，確實可以阻止癌細胞生長，是治療癌症有效的方法。突變或活化的酪胺酸激酶是癌症極好的診斷與預後標記物。除了和細胞生長有關，如今已證明酪胺酸激酶和細胞遷移、存活和其他惡性表型有關聯性。杭特於1979年在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的大發現，為後來二十年酪胺酸激酶致癌基因的活躍研究鋪路，進而發展出各種TKI。爾後四十年，此領域依然蓬勃發展。他並且還證明癌細胞中酪胺酸被大量磷酸化。他和同事巴特•薛弗頓（Bart Sefton）開發出很多抗磷酸酪胺酸的抗體，是研究癌症訊號和找出TKI強而有力的工具。酪胺酸激酶的研究領域因杭特而展開，揭開了訊息傳遞研究黃金時代的序幕，其貢獻對現今標靶治療的成功功不可沒。

總結，蛋白質酪胺酸磷酸化與酪胺酸激酶的發現，為接下來四十年的研究播下種子，使世人對於細胞生長與癌症發生的基礎原理得以透徹了解。酪胺酸激酶標靶治療的開發徹底改變了醫院治療癌症的方法，成為癌症患者的福音。人們終於敢奢望，癌症終究有一天可以被治癒。唐獎今年的得獎者，對於科學和社會的貢獻無法度量。他們的成就充分展現傑出基礎研究如何轉化成臨床應用，造福全人類。

布萊恩•德魯克爾(Brian Druker)

酪胺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是標靶治療之原型，對於癌症治療貢獻卓越。美國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生物學教授東尼•杭特博士，是首位發現酪胺酸可以被磷酸化的科學家，因其發現致癌基因src是一個酪胺酸激酶。此開拓性的發現使他成為整個酪胺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研究領域的鼻祖。蛋白質由二十多不同種的胺基酸所組成，而激酶（Kinase）是可以將磷酸基轉移到特定胺基酸上的一種酵素。當時科學家的認知中，只有絲胺酸（Serine）和蘇胺酸（Threonine）兩種胺基酸可以被磷酸化，然而在發現第三種胺基酸「酪胺酸（Tyrosine）」可以被磷酸化之後，世人對於細胞活動如何被調控突然有了全新的認知，許多和生物發育、致病息息相關的調控機制才陸續被發現。在人類基因體中，酪胺酸激酶家族僅佔蛋白質激酶中的少數，卻佔致癌基因中較高的比例，因為很多酪胺酸激酶乃位於細胞表面的受體，負責接收外來環境的訊號（例如各種生長因子），扮演控制細胞如何生長的關鍵角色。一旦酪胺酸激酶發生突變，會導致細胞在沒有外來環境訊號的驅使下仍一直保持活化狀態，造成細胞不斷生長，最後形成惡性腫瘤。

後人發現，只要用小分子或抗體來堵住酪胺酸激酶的活性部位，進而阻斷活化訊息之傳遞，確實可以阻止癌細胞生長，是治療癌症有效的方法。突變或活化的酪胺酸激酶是癌症極好的診斷與預後標記物。除了和細胞生長有關，如今已證明酪胺酸激酶和細胞遷移、存活和其他惡性表型有關聯性。杭特於1979年在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的大發現，為後來二十年酪胺酸激酶致癌基因的活躍研究鋪路，進而發展出各種TKI。爾後四十年，此領域依然蓬勃發展。他並且還證明癌細胞中酪胺酸被大量磷酸化。他和同事巴特•薛弗頓（Bart Sefton）開發出很多抗磷酸酪胺酸的抗體，是研究癌症訊號和找出TKI強而有力的工具。酪胺酸激酶的研究領域因杭特而展開，揭開了訊息傳遞研究黃金時代的序幕，其貢獻對現今標靶治療的成功功不可沒。

總結，蛋白質酪胺酸磷酸化與酪胺酸激酶的發現，為接下來四十年的研究播下種子，使世人對於細胞生長與癌症發生的基礎原理得以透徹了解。酪胺酸激酶標靶治療的開發徹底改變了醫院治療癌症的方法，成為癌症患者的福音。人們終於敢奢望，癌症終究有一天可以被治癒。唐獎今年的得獎者，對於科學和社會的貢獻無法度量。他們的成就充分展現傑出基礎研究如何轉化成臨床應用，造福全人類。

約翰•曼德森(John Mendelsohn)

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前任校長約翰•曼德森博士，當年和戈登•佐藤（Gordon Sato）還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時候，決定採取另一種策略：若要關掉細胞表面的受體酪胺酸激酶，另一種可能性是開發抗體來阻擋暴露於細胞外側的受體部位。如此一來，原本於自然狀態會跟它結合的配位子（例如生長因子）便無法跟它結合了，受體酪胺酸激酶便會停止活化。他們想到，用抗體去阻擋肺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或許會是治療癌症有效的方法。EGFR是受體酪胺酸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的原型，位於細胞表面，是驅動細胞生長的主要引擎。 在很多種癌症中都發現它過度表現或是因突變而致癌。曼德森與團隊進行臨床前研究，進而開發抗EGFR的抗體cetuximab（商品名：爾必得舒Erbitux®）。他不遺於力推動臨床試驗，最終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核准用於大腸癌與頭頸癌的治療。這是第一個利用抗體去抑制受體之酪胺酸激酶活性的標靶治療方法，激勵了許多人跟進。

總結，蛋白質酪胺酸磷酸化與酪胺酸激酶的發現，為接下來四十年的研究播下種子，使世人對於細胞生長與癌症發生的基礎原理得以透徹了解。酪胺酸激酶標靶治療的開發徹底改變了醫院治療癌症的方法，成為癌症患者的福音。人們終於敢奢望，癌症終究有一天可以被治癒。唐獎今年的得獎者，對於科學和社會的貢獻無法度量。他們的成就充分展現傑出基礎研究如何轉化成臨床應用，造福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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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獎2018永續發展獎

永續發展獎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8年唐獎永續發展獎得獎人是詹姆士•漢森博士(James E . Hansen)及維拉布哈德蘭•拉馬納森教授(Veerabhadran Ramanathan)，唐獎肯定這二位學者在氣候變遷及其對地球環境永續性衝擊議題上，開創性的傑出硏究。他們的研究成果所引導出的科學論述，為之後國際間相關氣候協定及2030永續發展議程之提出，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詹姆士•漢森博士(James E . Hansen)

漢森博士是一位先驅者，對增進吾人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科學了解、向社會各界說明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威脅、並極力呼籲政府採取有意義的行動等方面，都是一馬當先。他曾在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服務46年，其中有32年擔任總署轄下哥達太空硏究所（GISS) 的所長，他是國際知名的全球暖化硏究專家。

漢森博士在永續性的幾個領域都是開創者，在科學領域方面，1970年代時，他參與建立了美國最早的兩個全球三維氣候模式中的GISS模式，也是首先探討分析水汽、雲量及地表反射度回饋等的交互作用改變時，對全球溫度會造成何種影響，並做了定量的解釋。他也是第一位整理出全球溫度的分佈，同時也是第一位分析出全球溫度變化超出了自然變化範圍，而提出有全球暖化趨勢的科學家。他在1980年代就提出了全球暖化可能會造成更強烈的風暴及極端天氣的推論及警告，過去十多年，我們見証了這些警告都成了事實。漢森博士在瞭解影響氣候系統的作用力及氣候模式的不確定性上，也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同時他也指出溫室效應氣體對氣候系統的影響，不僅是在現有的排放量，其累積的排放量，更是有深遠影響。

漢森博士和其同仁在2008年的硏究指出350 ppm的二氧化碳濃度，是平和及穩定氣候系統所能容許的上限，而在1980年代末期，全球二氧化碳的濃度就已達到此數值（2018年是410 ppm)。2016年12月巴黎召開第21次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做出了國際間應限制全球増溫不超過攝氏2度為原則，且儘可能以攝氏1.5度為限的結論。漢森博士認為國際間應該先限制全球二氧化碳濃度不超過450 ppm，之後再努力將其濃度減低到350 ppm，但他也坦率的指出，要達到他提出的目標，國際間必須有不再開採蘊藏的化石燃料的政策，同時搭配經濟上的誘因，來加強技術發展，將全球由化石燃料主導的能源經濟型態，轉變到永續的清淨能源經濟型態方有可能。

維拉布哈德蘭 拉馬納森(Veerabhadran Ramanathan)

拉馬納森教授在大氣褐色雲方面的研究，也是開創性的，經由大規模的現地採樣及模式分析，証實了大氣褐色雲是由源自於印度次大陸的空氣汚染物和雲結合所產生，且能擴散到太平洋區域，亦即是由區域尺度擴大到全球尺度，造成很大影響。這個研究也確認了大氣黑碳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溫室氣體，同時是僅次於二氧化碳而排名第二的溫室氣體。連結空氣品質及氣候變遷的挑戰，是拉馬納森教授在科學－政策連結上，一項影響深遠的重大成就。

1980年代初期，拉馬納森教授是最早參與發展美國學界共同使用的氣候模式(Community Climate Model)
的四位科學家之一。在1985年，他和同仁用此模式來探討「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對全球暖化所產生的影響，「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主要包含了甲烷、一氧化二氮及對流層臭氧等。現在，「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之概念，已廣被接受。他推動了第一次「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對氣候系統衝擊的評估會議，參與的主要機構有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及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會議的總結指出了這些「非二氧化碳」的溫室氣體，量雖說相對不多，但其整體對全球暖化的效應，和二氧化碳是同等的重要。

結合他對大氣中甲烷的研究，這些成果對了解「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影響地球氣候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的科學證據，也因為他的研究，包括了孟加拉、加拿大、加納、墨西哥、瑞典及美國等國家和聯合國的環境規劃署發起了「氣候和乾淨空氣聯盟」，目標是希望能減少短生命期的氣候汚染物，目前有33個國家加入此聯盟。拉馬納森教授在這些評估工作中的領導者角色，說明了他樂於付出，樂於做一些額外努力，讓政策制定者了解相關科學成果，有助於他們能採取一些具體行動方案來減緩氣候變遷的衝擊，最終受益的則是人類社會。

拉馬納森教授的研究創見，對氣候科學的發展及相關政策制定，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為了公共利益，無私及慷慨的付出，同時正以更大的力量及決心，希望能超越現有的極限，為永續地球環境而持續努力。

總結來說，此二位得獎人的研究，不但具有科學的創見，同時對全球永續的議題，提供了極好的科學支撐。他們的科學研究，使我們能清楚地了解人類活動是如何的傷害地球環境，而這些科學基礎，是採取行動方案的先決條件。2018年唐奬基金會永續發展奬肯定漢森博士及拉馬納森教授的成就，也就是確認了他們在:嚴謹的科學探索、將科學成果以坦率的方式和政府及社會各界溝通、引導並促成多項有益於追求永續發展的政策及行動方案等面向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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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三屆唐獎

[唐獎源起]

      唐獎面對當前社會發展，以中華文化數千年的涵養，從新視野與新思維注入實際的行動與思考。有感於全球化的進步與發展，在人類享受文明的豐厚果實與科技所帶來的便利之時，人類亦面臨氣候變遷、貧富差距、社會道德式微等等之考驗。為鼓勵世人重新省思永續發展的中庸之道，尹衍樑博士於2012年12月成立唐獎，設置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及法治四大獎項，而且不分種族與國籍，遴選出對世界具有創新實質貢獻及影響力的成就者。
     唐獎四大獎項領域考究的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需要的智慧，並勉勵時代先驅者以其學說易天下，以天下為己任，共同為世界文明而努力。「永續發展」表彰對人類在地球上永續生存與發展具開創性及卓越貢獻者；「生技醫藥」著重生物醫學或藥物研發，並有效解決人類疾病，提升健康與生活品質之貢獻；「漢學」指其廣義定義，重點在彰顯中華文化，促進人類內在的精神自覺；「法治」之目標則基於人生而平等的信念，期待建立更為普及與完善的制度，藉以實踐人類及自然之共同福祉。
　　唐獎發軔於東方思想的沃土，以其文化價值、精神與世界相互調和，並淬聚人類智慧與全球知識，期待成為二十一世紀永續發展的重要推手，以便為世界之美好貢獻力量，展現新時代的價值與意義。

[設計概念]

唐獎主視覺意涵
唐獎識別設計由中英文組成，展現中西融合的唐獎氣度。
所撰之「唐」、「獎」兩字，形似兩人瀟灑邁開步伐，往前直行。英文 Tang Prize 字樣向左右延展開來，
與上下中文字形成四方開展氣勢。
[唐獎輔助圖騰（法獸）意涵]
法獸，又稱「獬豸 (ㄒㄧㄝˋ ㄓˋ) 」、「任法獸」，有正直、公義的內涵。
唐獎以法獸為輔助圖騰，自我期勉維持四獎項評選的公正性，並希望透過獎助四領域得獎者，以促進世界公義，追求人類及自然之共同福祉。
《說文解字》：「廌，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訴訟，令觸不直者。」獬豸的特異之處是其生性非常忠直，它能鑒別是非曲直。發生爭端時，它會用獨角去抵那壞人（不直者），因此成為公義的化身。
[唐獎代表色意涵]
紅：代表唐獎希望對人類發展做出實質貢獻的熱情，同時紅色也是華人的傳統代表色。
金：以金色的線條呼應唐獎以「唐」為名的意涵。唐代的東西文明交會融合、經濟政治光輝璀璨，以金色代表之，最為適切。
黑：同墨色。唐獎識別使用中國書畫常見的墨色，代表中華文化中的藝術璀燦。

[台灣之光華人之耀世界之輝三屆唐獎寫下歷史]

　　2018第三屆唐獎於9月28日（教師節）圓滿完成相關一系列重要活動。唐獎可以說是台灣之光，因這是2012年由在台灣發展成功人士尹衍樑博士所創立者。教育是尹衍樑博士家傳的祖訓與信念，尹博士的父親尹書田先生，總是無時不刻地提醒不要以企業或金錢數字計算人生的價值，教育才是傳世大業：「如果你有能力幫助別人念書，是好事一樁」。

尹衍樑博士

　　尹博士秉持父親興人興學的理念，一九八九年出資成立光華教育基金會，捐贈獎助學金給多所學校，受到挹注的莘莘學子超過十四萬人。一九九四年，創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並持續捐助各大學，設立基金，發展管理、醫學、工程、法律及人文等研究領域，不斷於世界各地作育英才。尹先生他是一位大力捐助給兩岸多地華人興學教育的企業家教育家兼創作家，所以是華人之榮耀。尹博士放眼全世界，成立唐獎，希望藉以激勵世界各地人才發揮所長，積極投入與分享人類未來永續發展研究與成果，致力於為世界社會帶來創新價值與改變，成為嶄新時代不斷進步的動力。唐獎教育基金會所頒的獎項四種計有：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及法治等四大獎項，每項新台幣四千萬及一千萬研究費，故辦成一屆唐獎需要花費約數億新台幣。又稱東方諾貝爾獎，可以彌補瑞典1901年所開始頒發的諾貝爾獎(Nobel Prize)，針對物理,化學,生理或醫學,文學,和平及經濟六大獎項每項約美金100萬元)的不足。唐獎得獎人不限國藉族群可遍及全世界，具有孔子世界大同及耶穌基督普愛世人的世界和平大愛精神，唐獎可以說是已寫下人類文明歷史中世界之輝煌一頁，不愧為世界之輝。

陳振川博士

　　唐獎的另一位靈魂人物是基金會執行長陳振川博士，他是位很認真的學者及一位行政專才。陳振川博士(1955年生)，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唐獎教育基金會董事，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

第三屆唐獎頒獎典禮

[第三屆唐獎主題活動計有]：

９月19日17:30，唐獎歡迎酒會在中正紀念堂中央通道。

９月21日14:30，唐獎頒獎典禮在國父紀念館。

９月21日19:00，唐獎盛宴在圓山飯店12F。

９月22日8:30~17:05，唐獎得獎人演講在福華文教會舘。

９月24日19:00，唐獎光輝 世界共響 中秋音樂會在國家音樂廳。

[第三屆唐獎特展活動]：

9/15-9/26 台北 國父紀念堂

9/07-10/28 台北 中正紀念堂

11/0-2019/01/27 高雄 科學工藝博物舘

9/25-28  大師座談多場次分佈在台灣北中南各大學

其餘請詳閱唐獎基金會網站：http://www.tang-priz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