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5日 星期二

聖誕快樂並賀新禧

聖誕節正是全世界各角落都在慶祝耶穌誕生的佳節,佳音傳遍各地
真是普天同慶!耶穌真是不用質疑的萬王之王!

臺灣正好設定於12月25日,本屆各院轄市縣市長及議員們正式上任。
最耀眼的是高雄市韓國瑜,台中市劉秀燕及新北市的侯友宜等新面孔;而台北市的柯文哲及鄭文燦等老面孔,......,相當熱鬧。

在教育部長葉俊榮很意外地勉以同意管中閔出任臺大的校長,也成為争議的課題。.......。
總之現在種種都將成為歷史。........。

祝聖誕快樂! 新年新禧!
God Bless You all, God Bless Taiwan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

參與美國地方議員選舉之經驗分享


雖敗猶榮參選經驗談

                                          作者 張幸吉  

西溫莎市: 紐澤西州西溫莎市是普林斯頓隔壁的悠靜小鎮,位於紐約市與費城之間,美東主要鐵路幹道,區域通勤火車及汽車均經此地,交通方便,校區好,是在這兩個城市工作的專業上班族定居最愛之地。因此,近年來人口據增,不少亞裔也陸續跟進。目前全市將近八千戶,人口約有兩萬多。筆者於1981年自加州調職紐約市時,幾經考慮,也選擇定居此地。時也匆匆,一住將近三十年,西溫莎市堪稱是我的第二故鄉,無形中對它懷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情感,心中偶而浮起從事義工回報社區的意念,只因工作繁忙,無暇兼顧他事,也不知從何作起。

義工服務: 1993年,本市由以往的『市務委員會制』更改為『行政(市長與各相關行政部門)與議會(議員五席)制』,並設有全由義工充任的各項委員會,諸如『規劃委員會(Planning Board)』,『地政委員會(Zoning Board)』等等。市長與議員為民選有薪職,而各項委員會主席及委員則由市民自由申請,經市長及各委員會主席同意後任用。

改制後,各項選舉不分黨派。筆者於當時加入『規劃委員會』服務,至今十多年,協助審核各項開發規劃案。由於在工業界從事衛生,安全,和環保工作,在案件審核時,特別注意相關措施(如噪音控制,照明設備等),以免各項規劃對市民發生負面影響。因為一切依法和專業原則把關,有時難免引起部份業者的怨言,但也得到不少居民的讚賞。

應邀參選: 2007年一月中旬,一位現任男士議員突然來電,告知五位議員中三位,包括他本人,將於五月任滿,並說三人均有意競選連任。他同時詢問筆者,是否有意和他跟另一位女士搭擋成三人陣營參選。事出突然,筆者幾乎無言以對,僅問他為何找上我。他坦誠告知,各方人士推荐了六七位可能人選,經他面晤後,認為筆者最適當,勝選機會最大,並強調長期觀察筆者在『規劃委員會』的服務表現與行事風格,和他的治事理念相當接近,如能逗陣進市議會服務,對他推動各項市政提案定有一臂之力。

回想小時後,家父時常勸導,說政治是髒東西,聽說內幕非常黑暗,決不可參與。因此筆者一生除『吃頭路』,參與一些社區義工和台美人社團活動外,從來沒有參政的意圖,何況剛退休,也不年青,正想休息一下,享受含飴弄孫之樂。接聽這位議員先生來電時,心中真有受寵若驚之感,但對他的邀請,雖不想答應,禮貌上也未便馬上拒絕,乃要求他給我兩星期時間考慮,因為需請示內人和四位兒媳。經溝通後,毋庸置疑,全家反對。

時過十幾天,他又來電查問與家人咨商結果,並再三鼓勵。筆者仍然心猶未定,要求與他約見,想進一步探問細節。隔日,我們在咖啡館長談將近三小時,他簡略分析當時本市政情,議會運作程序,兩方陣營的強弱面,競選策略等等,而我也坦白道出自己的弱點,如年紀高,無參選經驗,社交圈不廣,在市區知名度不高,語言障礙等等掛慮。他莞薾說,這是客套,借理推辭,真正缺欠的是意願和信心,如我允諾,本陣營將有綜合族裔代表性,必將獲得各族裔居民的支持。他強烈的說服力,讓我盛情難卻,本想挽拒的意圖,開始鬆動,當場拿起手機,再次請示太座,這次她說『你自己決定好了』。就這樣,我作了人生的一大決定,嘗試踏入這條艱苦的競選之路,撩下去了。既然決定了,家人也無話可說而全力支持了。

競選活動: 頭髮已經洗了,非理不可。暨然參選,就得盡力向前衝,面對各種困難和可能遭遇到的挑戰和羞辱。雖然這只是個地區性的小選舉,但應作的事相當多。參選消息傳出後,許多支持者來電,查問如何幫忙,如何捐助等等。我們的陣營在那位議員的帶領下,馬上籌組助選團,成員多數是在社區相當活躍的主流人士和其他族裔,而我本身的助選團隊,也相繼成立,成員包括主流人士和來自台灣或其他國家的亞裔(見圖一),其中不少年青人志工。他們經驗豐富,曾幫本市市長助選多次,屢戰屢勝。有此團隊相挺,本人信心倍增。

這次選舉雖有六位候選人分成三三兩陣營,爭奪三個席位,但並非同進同出制。換言之,選民在六人中任選三人,得票最高前三名當選。對方三人均為青中年老美男士,個個雄心勃勃,不但均有選戰經驗,且有選舉經理,統籌規劃選舉活動。我方雖無專人操盤,但三人約法三章,各自募款,開消平分,定期集會,檢討選情進展得失,互相為團隊拉票,期望全壘打。至於基層耕耘走訪選民部份,三人盡可能集體行動,但因其他兩位伙伴尚有全職,遇到時間上安排困難時,則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起跑第一步是收集連署名單,以便登記為正式候選人。在爭取連署中,首次與選民見面,心裏有點忐忑不安,敲門時不知開門者為何許人物,是否會輕視亞裔,也無法預測將問何種問題。不管三七二十一,鼓起勇氣往前衝,盡我所能,臨機應變。不管開門者來自何方或那個族群,均一視同仁,本著為社區服務的原則,堅守道義,逆來順受, 不強求,不樹敵。經過幾天拜託左鄰右舍,同鄉好友,和助選團隊的協助,馬上得到三百多位選民的連署,遠超過法定門檻一百八十人的要求,高居本陣營首位, 順利完成登記。

登記手續辦完後,在寸金寸陰競選百忙中,抽空回台十幾天,探訪重病的大姊並參加FAPA在台北召開的二十五屆年會。雖然深知此行將失去一段寶貴的競選黃金時段,但一切行程早在決定參選前已排妥,不便取消或變更。沒想到此行後來卻招來少數反對者的苛責,問我既然要在美參政,為什麼還去參與主張台灣主權獨立的FAPA活動。這些指責,本人雖然銘記在心,但並沒有改變我關懷故鄉和服務社區完全不衝突,牛馬不相關的立場,反而促使我為FAPA更加打拼的決心。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感謝FAPA紐澤西分會會員的支持,本分會於2007 2008年連續兩年榮獲FAPA總評最佳績優獎 (Chapter of the Year)。這項榮耀,歸屬全體會員和支持者。台灣之行,來去匆匆,回來後馬上重整旗鼓,全面開戰。

『錢』雖然不能解決一切,但和台灣一樣,是選舉過程不可或缺的東西 。不是用來買票,而是要一筆基本開銷。回美後我的助選團即刻籌辦募款餐會。一位經營日式餐廳好友提供場地,主持人也安排些餘興節目。當日約有兩百多位遠近同鄉好友,和一些素不相識的支持者,前來參加盛會。遵照本州選委會的規定,積少成多,合法募到相當數目的捐款。看到這種場面,我的其他兩位搭擋說,我一定當選無虞。我告訴他倆,很多捐助者來自本州其他鄉鎮,紐約,或賓州等地,並無投票權,只是朋友道義相挺,前來捧場,本人衷心感激,而他倆也深受感動。由於這次募款的成功,本陣營堅持不接受產業或專業公會的政治獻金,而競選開消,雖然事先約定三人平分,最後大部則由本人競選帳戶買單。

湊足財源後,團隊開始製作競選路牌,建立網站,編印文宣選民登記等等相關事項。本陣營中的幾位要角和選務的識途老馬,經常定期集會,提出高見,也有專人負責安排十幾位文筆流暢者,輪流向地區主流媒體每週投稿一兩篇,極力讚賞我們如何熱心,何等優秀,對社區以往貢獻多大等等。這群投稿者,個個均有民主素養,只據實捧我們,禮貌批評但決不辱罵對方。這一點可說是美國和台灣選舉最大不同之處。

家中電話響不停,考驗開始了。記者來電說要進一步了解我。問我今年幾歲,來自何處,為何參選,作何事業,有無社區義工經驗,對社區重要議題的看法和解決之道等等,特別問我支持或反對當時民意強烈對立的本市車站附近三百五十英畝土地重整開發案。我答覆說,本人來自台灣,是歸化美籍多年,道地的台灣人,年逾七十,但人老心不老,按台灣俗語『人生七十才開始』的哲理,現在尚未滿週歲。對方笑答,欣賞我的幽默。其他問題,一一據實答覆,而該項土地重整開發案,因為牽涉問題相當廣泛,一時很難簡短說清楚,對方要求一星期內書面答覆。

深知該項規劃的重要性,本人寫了兩頁的覆稿,並請市長,『規劃委員會』主席,規劃顧問,律師,和幾位知名人士過目。除了一點文字修改外,大家認為沒問題。基本上我支持該案,尊重專業,主張開發,但對蓋多少間房子的問題,提供我的建議和說明。稿件送出去了,我的立場也公開了。隨後的公開辯論和跟選民拜票時,我一直堅持相同的立場,不是頑固,而是想盡力說明,讓選民不會誤解我的立場,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的看法是對的。後來有些人說,我的主張是造成團隊落選的原因,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對方在投票前兩天,散撥不實謠言,騙了選票。

所謂『車站附近土地重整開發案』是州政府近年來鼓勵各鄉鎮發展的目標。本市也不例外。兩三年前從十幾家規劃公司競爭者中,公平投標,選出國際知名,大家認為最好的一家,為本市規劃。經過民主程序,召開三次,最多一次有四百多人參加的市民大會,綜合正反民意,擬訂四種草案。為保證該項規劃實施後能永續發展,該公司在每一草案中均建議至少應蓋一千家各種不同混合式房屋,而人口專家也預測,這些房子興蓋後,市區學生數目不會顯著增加。該公司再三強調,蓋一千家房子,只是初步建議,最後數目,則有待進一步環保,交通,稅收,生活品質種種評估後決定。由於具有土木工程背景和多年的工安衛環保工作經驗,本人認為該公司的建議尚稱合理,但也承認,預測不管多正確,總會有誤差。為保守計,本人當時建議司建議的房屋數目,從一千家打八折,環保,交通等等評估,從八百家開始。如評估結果負面影響太大,則房屋數目應酌量減少。反過來說,如果沒有負面影響,說不定數目可以增加,誘引更多開發商,繳交更多開發稅,減低市民房屋地產稅負擔。(:本案過去兩年來,一直爭論不休,草案改了又改。經議會初步通過的草案,將蓋五至九百多家房屋,與筆者當初建議的數目相當接近,足證筆者當初的立場並無多大差錯。本案目前正在『規劃委員會』複審中,本人將有機會,繼續參與審核)

對媒體表明了對前述開發案立場後,隨即參加兩次由不同民間社團舉辦的辯論會,面對對方和聽眾的挑戰。由候選人座位和辯論程序的安排,可以看出一場是由支持本營,另一場是支持對方辦的。這邊的小選舉沒有像台灣選舉的大型造勢活動,這兩次辯論會,可說是集體公開宣揚理念和舒展口才的機會。對於理念方面,筆者較有自信,因為事先已與搭擋溝通,並向團隊大老請教過。表達方面則有點擔心,雖然以往曾受過簡易演講才藝訓練,平常在公司工作時溝通沒什麼問題,但深恐臨陣時,問題聽不清楚或舌頭不靈,說話辭不達意,豈不慘哉!

每次辯論會約有一百多人參加。候選人簡短自我介紹,闡述抱負,而聽眾質問一些交通雍塞,房地稅太高等問題後,焦點集中到前述的開發案。對方堅持『零』房屋,我的搭擋雖然沒有建議大約數目,基本上同意我前述的主張。既然有爭辯,對方提議公投解決。根據民主原則,本人贊成公投,但反對目前馬上舉辦。理由是該案相當複雜,在市民尚無充分資料,對該案尚未了解前,將無法選擇,公投結果不能代表民意。因此主張市府先準備資料,教育市民後,在適當時機才公投。此言一出,看見很多聽眾頻頻點頭,鼓掌,相信大家認為我說的有道理。散會時一位本地主流媒體記者,恭賀我辯論成功,稱讚我前後立場一致,認為選情看好,一定當選。

事出意外,一家本州華文報紙,派來一位來自中國的年輕記者,不知是英文有問題,或是了解能力差,斷章取意,隔日竟然登出我反對公投,和主張在車站蓋一千家房屋的消息,完全扭曲了我的原意。得到信息後,本想請該報訂正,但為時已晚,傷害已經造成,無法補救,不想追究了。

辯論固然重要,但團隊老大們再三強調,一對一,面對面拉票更有效。遵照指導,本營三人依據選民戶籍資料,分區掃街,挨戶敲門拜訪,有時三人同行,偶而市長或熱心支持者陪伴,但大部份是個人行動。老實說三人中我最認真,兩個多月內在七千多戶居民中,一一拜訪了將近一千七百戶,加上其他兩位伙伴涵蓋的地區,本營至少接觸到百分之七十的選民。對方因為競選活動啟動較早,他們吹噓拜訪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真假無法查證,但這或許是他們後來勝選的原因之一。

掃街並每戶拜票時,才真正體驗到競選的艱苦。每天帶著文宣,早上十點出門,中午回來吃點便餐後再出發,到晚上八九點燈火通明後才回家。腳不斷的走,嘴不停的講,這樣持續了兩個多月,對一位年逾七十的人來說是個嚴峻的考驗。事先預想不到,選戰結束後,體重減輕十一磅。參選可說是一項免費而有效的減肥規劃,讀者不信,盡可嘗試驗證。

苦中有樂,掃街拜票過程中也領會到人間的溫暖和友誼的珍貴。多位以前從不相識,已退休的主流人士和亞裔,每天一兩位輪流,陪伴本人在他們的住區拉票。他們多半是該社區內相當活躍的人士,德高望重,說服力強。從後來初步開票的結果,證實他們的助選相當有效。幾位同鄉好友,下班後空著肚子,也陪我在住區拜票,非常感謝。

拉票也是一種考驗判斷的藝術。基本上,每位選民的問題或關心的事,和上述記者的問題類似。只談幾句,一般就知道是支持,反對,或中間選民。對支持者,握手,道謝後馬上離開,節省時間。而對另外兩種人,則需用第六感判斷。本以為多花一點時間,答覆他們的問題,或解釋本人的政見,就可送我一票。經專家指點,真正反對者,會抓住我不放,問很多問題,故意拖延時間,藉以減少我拜訪他人的機會。經過多次經驗,才發現原來這是對方的妙計,也深悔自己天真,愚蠢,無端中計。想來可能這也是後來敗選原因之一。值得安慰的是,不少中間選民或本想支持對方者,經我一說,當面感謝我不厭其煩的說明,讓他們了解真相,說要把票投給我了。

獨自掃街拉票,也遇到讚揚,羞辱,和危險。例如: () 一位壯年男士開門後,大聲苛責,問我沒看到信箱旁邊不許打擾的牌子嗎?不加第二句,用力把門關上。受驚之餘,我馬上調頭離開(此君隔壁剛好是台美人同鄉,查問後才知道他平常就很難相處,本來已對亞裔不很友善,尤其喪妻不久,難怪脾氣這麼怪異)。() 一隻壯大狼犬,在小孩開門後,對我直衝而來。小孩力小拉不住,好在大人及時相助,要不然… ()一位可愛的少女來開門,呼叫她父親說有人來訪。只聽他說,叫妳對陌生人不許開門,為什麼不聽話,趕快叫他離開。() 一位住在超級市場附近的女士開門,經我告知來意後,頻頻道謝,說我曾經幫過她的忙,絕對極力支持我。原來她還記得,在幾年前開發商申請興蓋該超級市場時,本人在『規劃委員會』審核過程中的公聽會裡,曾經要求該開發商,設法控制送貨卡車可能造成的噪音,以免影響附近居民的安寧。沒想到以前作的小事,居然有人記住,稍感欣慰。諸如此類,各色各樣,五花八門的事很多,不勝枚舉。

每天掃街回來,對選民的反應都作了簡單的記錄。自己粗略估計,約有70%的支持率。可惜白天很多人不在家,對這群人,只好將文宣留在門口,並留言敬請支持。為彌補這個缺口,在選前一星期,每天在上下班時段,親自到火車站附近,如守株待兔般,向上班族分發文宣。這項工作,聽說對方三人日前也一起做了,而我方只有我一人,孤軍奮鬥,不見其他兩人出面。有人指出,我方三人合作不夠,也是後來敗選原因之一。

自以為充分備戰,勝選可期。沒想到投票前兩天,敵方祭出絕招。一夜間,全市十字路口,大街小路,滿佈寫有『1000』,上加一條鮮明紅色大斜線和圓圈(見圖二),呼籲大家反對前述規劃案專家建議蓋一千家房子的草案。天阿!我的原意又被誤解了,選民被中毒了。我方團隊措手不及,緊急集會,決定印發文宣解毒。團隊志工,連夜將反擊文宣夾在每家每戶信箱邊。可惜為時已晚,很多人可能把傳單丟進垃圾箱。雖然暗揣可能大勢已去,但在投票前夕,仍然盡力電話拉票。

敗選的滋味: 五月初八投票日,本營三人驅車前往各投票所,向工作人員問候。晚上在一位熱心支持者家中,等待選民的裁判。這真是一生中笫一次最長的等待。八點正開票後,前四個投票所,也是我掃過街的地區,傳來了好消息。六人中本人的得票數,遙遙領先,高居首位,暗自高興,也驗證了挨戶掃街的效力。可惜其他投票所陸續傳來結果,只見自己,甚至同伴的票,逐漸落後,心跳逐漸加速。等到最後統計,嗚呼哀哉,本營不幸全軍覆沒。本營代表,向敵方致電祝賀,而這次的選戰,也到此落幕。沒有機會感受到『勝利的榮耀(Glory of Victory),卻首次真正嚐到了『失敗的苦悶(Agony of Defeat)』。

雖敗猶榮: 這次參選,雖然結果未如理想,但卻得到一次寶貴的經驗。在競選過程中,我已揮出全部潛力,盡我所能,也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學習了很多待人處事之道,無形中覺得人生更充實。值得安慰的是,雖然在競選過程中,本人的政見曾遭誤會,但是我沒有為討好選民而改變我的理念和原則。我的所作所為,雖然曾遭非議,但並沒有因此而減低我對故鄉台灣的關懷。總之,我除反省自己天資不敏,努力不夠之外,沒有羞恥之感,也輸得甘願。所謂『雖敗猶榮』,或許就是我感受的最佳寫照吧!

結語:回想五月參選後,美東剛好春夏交接,戶外陽光普照,風和日麗,我的生活也恢復平靜,拿起農具,開始植花種菜或打球。每個週末陪太座去為男孫的棒球賽和孫女的足球賽打氣,也充當另外兩位幼小男女孫的半職媬姆。雖然一樣忙,但忙得輕鬆愉快。

好多朋友和支持者,事後來電安慰,並鼓勵我再接再勵,重整旗鼓,下次再來。下次再來嗎?如果年輕十歲,也許會考慮,現在不想了。只希望能保持身心健康,繼續為社區和故鄉,盡些微薄之力,作點義工。也深深期待今後有更多台美人,特別是年輕人,破除族群界線,參與社區義工服務,待時機成熟時,進一步考慮參政,增加台美人在主流社會的能見度,繼續為台灣發聲,服務社會。

最後非常感謝內人和家人的支持,諒解我在競選期間造成許多生活上的不便。對熱心捐助的朋友,和助選團每一位成員的賣力協助,更衷心感謝。而對投我一票的選民,本人三鞠躬,再三答謝。(全文完) (01/10/09)
: 本陣營(前左三位)與部份團隊成員合影

圖二: 對方在投票前兩天的廣告絕招,誤導選民,造成本營落敗

源自 張幸吉 Related Posts:

2018年11月15日 星期四

賀黃鍔院士及陳嘉正博士榮獲2018年臺灣大學傑出校友

今年(2018)適逢國立台灣大學創校90年,為迎接校慶到來,11/15上午在校總區綜合體育館舉行創校90年校慶慶祝大會。會中邀請日本、德國等姊妹校大學校長出席致詞,同時表揚8位傑出校友,包括人文藝術類1人、學術類4人、工商類1人、社會服務類及綜合類各1人。
代理校長郭大維博士表示:「證明台大存在的價,否則台大又何以自傲。」大學不僅要提供社會進步、國家革新的驅動力,也是人們心靈成長與文化創造的泉源。成熟的公民社會有賴於健全教育體系的維持與發展。期許台大人要有創造未來、堅持理想、改變世界的勇氣與夢想,撰時代新篇,展現台大的社會價,扮演帶動社會前進與知識創新的火車頭
   今年頒發8名傑出校友分別為人文藝術類:彭鏡禧教授(外文系)
學術類:
黃鄂院士(土木系B4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i8NNjE-Tow )
林本堅院士(電機系)、王惠鈞院士(化學系)、陳垣崇院士(醫學系);工商類:范進財董事長(藥學系);社會服務類:韓良俊教授(醫學系)
綜合類:
陳嘉正博士(土木系B5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XHebKmMeU)
   大會中並邀請日本筑波大學校長永田恭介校長、德國杜賓根大學Bernd Engler校長代表國際貴賓致辭,並邀請王惠鈞院士及林本堅院士致辭演講。並邀請歷任校長、國內外校友及各界貴賓與會,典禮之後舉行校慶茶會。
2018年11月15日上午臺大創校90年大會

筆者小詩賀臺大創校90年

2018年9月28日 星期五

2018教師節尊孔敬師

有感於老師在社會人們中的重要,我們每個人從小到老各階段及各場域都有不同年齡各式各樣的老師。追思聯想到創立儒學的至聖先師老夫子的偉大及貢獻,及一路走來很多老師指導過我們。環顧全球尊孔者甚多以筆者個人微薄能力,謹以小詩敬表心意。
回顧台大土木退休教授聯誼會,始自前校長虞兆中教授於2003年四月發起招集聚餐,至今已屆滿十五個年頭,目前公推盧衍祺教授為會長,由陳清泉教授為聯絡人。今年928日教師節聚會,則由台大土木系現任系主任謝尚賢教授設宴於和平東路一段的蒞霖餐廳開設午宴,宴請退休聯誼會教授們及師娘們,到會的有30人,空前踴躍。個人終生到老為專業教師,這一天倍感光榮。
敬祝天下海內外的各位老師及未來的老師,教師節快樂!



2018年9月24日 星期一

2018戊戌中秋


今年台北的中秋多雲,雲高月更高,因平時甜食用多了,月餅食量也就不大,烤肉賞月的人好像也不多。雖然有假期但出遊的也不多。可說是淡淡中秋清清過。有心人且有想像力的人,若有耐心整晚望著月亮看,也許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到永遠不老尚年青優雅美如天仙的嫦娥喔!20181024,農曆815日,戊戌年]

2018年9月23日 星期日

唐獎2018法治獎


法治獎(Rule of Law)



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

2018年唐獎法治獎,由國際知名法律哲學家、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理學湯瑪士M.麥塞歐西講座教授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所榮獲,以表彰他對法治具開創性之貢獻,並肯認他深化吾人對於法律本質、法律推理、以及法律、道德與自由相互關係之理解。



拉茲教授出生於巴勒斯坦託管地 (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領土),專長領域為法律、道德與政治哲學,曾任教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與英國牛津大學,長達近四十二年之久,現執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是當代法律哲學家之翹楚、知識界一代巨擘,其不論在道德哲學或政治理論領域,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拉茲對於法律概念的精細分析,深化世人對於法律本質、法律推理,以及法律、道德與自由相互關係之理解。他橫跨並專精於法律、道德及政治哲學,一字一句皆致力於法律哲學的批判思辯源流中。在法律哲學的浩瀚研究中,拉茲就像一位登山者,漫步在法律、政治與道德三座交錯且綿延的山巒間,嚴謹釐定各種思考的路徑,使人們能夠完整看見法律的真貌。



過去五十餘年,拉茲任教不倦且著作不輟,曾獲得「在分析法學、道德與政治哲學界極具敏銳度、獨創性及學術動能充沛的學者」的評價。其所撰寫的《法律的權威》(The Authority of Law)、《自由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Freedom)、《實踐推理與規範》(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等十餘專著,皆為法理學上極具代表性的著作。他的法學論證更持續透過教學、演講、編輯之形式,跨越時空與各種觀點迥異的法學、哲學、政治學者和實務工作者無間斷地論辯、修正及相互補充。



他不僅承繼了法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之傳統,補充了分析法律哲學(analytical jurisprudence)的不足處;其所多年陳述有關法律規範性(the normativity of law)及法律權威性質(the nature of legal authority)的論理、健筆亦勾勒出法律自主性及法學論理之評價本質。在其知名著作《自由的道德》中,完整闡釋了拉茲針對法律的權威性之本質與範圍,堅持法律的存在與內容完全是透過社會事實所認定,而不訴諸於任何道德價值判斷;法律之制定乃是排除並取代道德考量的理由,以達到社會協調之目的。如此視角,不僅使法律與道德之間曖昧艱澀處益發清晰,更確立拉茲於法律哲學傳統難望項背的歷史地位。



舉凡當代洶湧不絕的學術主題,從法治、法定權利、法律哲學方法論、過失與責任、實踐合理性、基本價值理論、至人權與主權以及民主的相關論述,這些環環相扣又相互辯證批判的研究,皆可在拉茲的著作中找到立論基礎與詮釋辯證。因此,拉茲在法律、道德及政治哲學研究的跨世紀傳承與發揚之不可或缺性,自不待言。






2018年9月22日 星期六

唐獎2018漢學獎


漢學獎(Sinology)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1946-)教授曾執教耶魯大學,自1982年起任教於哈佛大學東亞系與比較文學系,現為該校目前僅二十六位的「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之一,同時也是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宇文教授在20184月退休,而四十年來,他藉研究書寫、翻譯與指導學生,不遺餘力為西方學界與一般大眾引介中國文學豐碩的傳統。就世界文學觀之,宇文教授體知中國文學遺產豊富,貢獻卓著,故將閱讀方法做了革命性的改變。他對漢學的貢獻,可由下列數端看出: 

唐詩研究 

雖然宇文教授的著作遍及中國文學史的各個時期,他最初,也是著力最深的研究領域,仍為唐詩。1975年,他由博士論文改寫的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出版,他在書中翻譯、研究了中唐時期孟郊與韓愈的詩作,從文字細節與生平脈絡勾勒出前人所未見的文學史圖像。兩年後,宇文教授開始撰寫整個唐代的詩史,最後,他耗時30年,完成了四本書。宇文教授所成,包括The Poetry of Early Tang (1977);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1980); The End of Chinese Middle Ages (1996);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2006) 。這四本書都有中文譯本。宇文教授所成,迄今仍為所有語言中最細緻的唐代詩史,也是世界各地學者必讀之書。他的詮釋深具原創性,機杼獨出,每每留意於前人所忽視者,包括詩人本身、書寫形式與社會學意義上的細微之處等。



宇文教授的研究,細數唐詩與文明、文化,以及文學藝術的關係,著重發掘文學史所忽略的面相。在初唐詩的討論中,宇文所安從聲調格律到宮廷文化乃至時代精神,均仔細查考。據此,他指出以往視為當然的「自然」、「宮體」、「古風」等詩體,其實都在初唐出現微妙變化,預示帝國詩風崛起的盛况。他研究唐詩全盛時期,指出其時詩人開始成爲一種專業,而所作不全然為應世感時之作而已。《晚唐詩》則重新回到傳統的文學史架構,以獨特而新穎的視角解讀杜牧、李商隱和溫庭筠,勾勒出晚唐詩歌的樣貌。



2015年,宇文教授完成了六卷本杜甫詩集的英譯。就西方語言而言,這是杜詩第一次完整的外譯,也是中國大詩人全集外譯的初次嘗試。宇文教授將杜詩的複雜面向,如實呈現在西方讀者之前。杜甫詩集也是「中華經典文庫」系列的第一號。這是宇文教授發起並主編的出版計畫,希望將重要中文經典,以雙語對照的方式呈現出來,也免費在網路上供人品評。「中華經典文庫」的發行方式嶄新,會以嚴謹的翻譯,將中國文學帶給更為廣大的閱眾,乃近年漢學界一大盛事。 

文學思想、文論、詩學研究 

中國文論也是宇文所安用力最勤的研究領域。就其所關心的問題而言,宇文教授完全以認識論的方式對中國文論作比較性的思考,在約定俗成的文學史的定論以外,因得以「精細地探討中國詩歌中那些無法爲文學史所解釋的方面」。在詩論文論方面,宇文教授出版的力作包括《傳統中國詩與詩學:世界的徵兆》(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World, 1985)與《中國文論讀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等書。《傳統中國詩與詩學》凸顯宇文教授藉由文本細讀提出創見的能力;他認爲就詩學(poetics)而言,只
有建立明確的命題,才有可能展開討論,將文學研究從印象、感悟提升到知識論的層次。在《中國文論讀本》中,宇文所安進一步揭示文體、文論、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將文論敍述視爲可待分析的文本。
 

文學史研究: 

宇文教授在「文學史」上的研究成果,進一步重釐我們對這個領域的認識方法。他捨棄現成的「文學知識」,包括流行的理論框架等,致力展開文與史之間的對話,另一方面又呼應傳統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理論。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97)(廣泛稱為 Norto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本中國文學選集甫一出版,即因深具革命性而廣獲好評。書中以精緻而權威的翻譯,呈現1911 年以前,中國歷代文學的代表性作品,包括詩、散文、小說與戲劇等。此書的編排以類相從,巧思連連,都按照主題形式編次,突顯出核心文本如何薪傳彼此。此書也揭示了中國文學、文化與歷史之間的交互作用。中文讀者因之而省思覺察,中文世界以外的讀者也參與三者間的對話。



宇文所安主編的新作《劍橋中國文學史》(2012),尤其引起轟動。此書係宇文教授與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合編;上卷由宇文教授負責,始于《詩經》,終於元代,全書力圖實踐一種新的文學史觀,亦即所謂文學文化史,所以重視物質文化發展——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現代雜誌與報刊等——對文學的影響。此書更注重文學史的有機整體,並及趨勢和潮流的觀察與文學、文化的歷史自主性和文本的不確定性。因此,作者問題,文學的接受史,印刷文化,選集的編纂,文本的製作、流傳與改寫等在書中都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 

比較詩學研究 

宇文所安同時也是國際知名的比較文學家,將古典中國文學置于世界文學史中觀察。目前除中國與印度古典文學與文明的比較的大型計劃外(與普林斯頓大學Benjamin Elman 教授合作),最爲膾炙人口的著作包括《追憶》(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迷樓》(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與《他山的石頭記》等。



《追憶》是一本有關記憶/創傷主題的美學闡釋專著,宇文所安視之為以英語的文學形式對中式文學價值的再創造。中國傳統文學思想一般均以魏文帝《典論論文》爲最早的系統論述,文學被視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其後作者的創作往往伴隨「傳世」的焦慮。因此,「追憶前人」的行爲本身就預設了後人如何追憶自身的期許。這是宇文對創作思想的本
體探索,揭示「追憶」在本質上係數千年來文人創作的思想性濫觴。準此,《追憶》進一步深入中西文學理論的核心差異,並不視之為無法搭起橋樑的兩個世界,而是人類面對共同問題的不同方式。



《迷樓》裡,宇文教授每因世界不同地域的文學形式,追溯欲望迷宮的軌跡。本書書名得自唐人有關隋煬帝晚年建造的迷樓的記載,而此書更是在漢詩和歐洲詩歌之間自由往返的「嚴肅的遊戲」。宇文教授以「迷樓」的意象論中國古典詩與西方詩中欲望與文字意像的消長;在緒論裡,他對詩歌作用的論述,對當代詩學的啓發等,也都提出不同見解。宇文教授認爲儘管詩具有言志載道的詩教功能,詩或詩人總有一個面向偏離正統,引人進入文字迷宮。詩創造不出烏托邦,但可能喚醒大眾的欲望。



在宇文所安筆下,詩可以明白如畫,更可充滿曲折路徑,就是一座傳説中的迷樓。我們要敲開欲望這座大門,走進引誘與推拒、懷疑與停頓、進攻與置換、希望與幻滅、暴露與掩蓋、替代與逃避、妥協與犧牲等不同場景而形成所謂迷樓的詩學。《迷樓》旁徵博引,既有中國歷代詩文的指涉,也旁及西方古今經典;自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失樂園》(Paradise Lost)至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時辰之書》(Das Stunden-Buch),在在可見宇文所安出入中西詩歌與詩學的龐大能量。



《他山的石頭記》是中譯的宇文所安的自選集,對中西文學的學術傳統作總體性的省思,乃立基於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深刻體會和紮實的探索。在理解傳統總不是無法撼動下,宇文教授另闢新穎的創作觀,使傳統得以與現代對話。在觀念上,宇文教授治學試圖擺脫中西之爭的窠臼。他認爲在思考和整理知識時,我們往往對什麽是「中國的」、什麽是「西方的」過分關注,甚至焦慮,但分辨中西「遠不如這麽一件事來得重要:找到一個辦法,使中國文學傳統保持活力,而且把它發揚光大。」此外,「所有的新思想一開始都是『非我族類』的,但哪裏歡迎它們,哪裏就成了它們的家。」



宇文所安教授這種對知識近悅遠來、兼容並蓄的世界眼光和開闊胸襟,是中文詩學以及當代漢學研究持續成長的必要前提。本屆唐獎漢學獎頒發給宇文所安,應該是對他上述敏而好學、孜孜不輟,四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精神最高的肯定。宇文所安以非華裔背景而治中國文學,能有如此卓然成就,更足以向國際學界宣示此獎的世界性意義。





斯波義信(Yoshinobu Shiba)

斯波義信(Yoshinobu Shiba教授生於1930年,長期執教於東京大學,是中國社會經濟史極其重要的學者。斯波先生每有所作,往往研究經年。每一本新作,都深具開創性。他一方面秉持日本漢學界嚴謹的傳統,又借鑒西方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將西方學者的方法與中國的歷史特殊性結合為一,道出前人之所未見。



從戰前開始,日本漢學便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上樹立了深厚的底蘊,斯波先生繼承了此一傳統,並且進一步將之發揚光大。1950年,斯波先生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學習。當時,加藤繁和仁井田陞二先生,已經在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奠下重要的成績。他們注意到中國行政法、刑法等公法秩序雖然自古就很發達,但許多關於交易、產權等經濟活動的私法規定,卻形成於日常習慣,因而必須同時掌握兩者,才能從法制背後透視社會的變動。這一觀點,斯波先生深受影響。與此同時,在加藤高足周藤吉之先生指導下,斯波先生也投入《宋史.食貨志》的譯注,運用《宋會要輯稿》等新資料考訂、印證,為研究宋代經濟史練就深厚的學問基礎。



宋代以降,商業的發展如何影響此後中國歷史的變動?斯波先生從整體的經濟運作、地域社會、都市演變等角度,對此提出了史料紮實而深富理論視野的觀點。 

在其超過半個世紀之學術生涯,斯波先生的研究成果可概括如下: 

宋代商業史 

斯波先生在1968年出版《宋代商業史研究》,一舉奠定學術地位。這一結合材料、理論、視野的成果,可說標誌了此後斯波先生研究的特色。他從具體社會變遷的史實----非預設性的「近代化」框架----來回應當時論戰紛紜的唐宋變革分期問題。斯波先生從經濟切入,將經濟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整體中,開拓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從法制史與社會經濟史這兩端出發,他試圖探究宋代商業發展對社會組織影響的程度。在此變化下,政治體制又為何趨向集權穩定?斯波先生運用大量官方、私人文書、地方誌,又從交通、全國市場、城市和市鎮、商業組織、國家與商業關係等課題,將過去分散的既有研究聚合為一,予以系統性的分析,刻劃出宋代經濟史的全貌。以日後學術潮流言之,斯波先生可謂在「跨領域」一詞流行之前,便以深刻的史識,捕捉了歷史變動的整體圖像。本書甫一出版,不僅日本學界高度評價,1970
更旋由Mark Elvin 譯成英文。此一英譯本不僅使西方世界的讀者,得以認識此一重要的課題,亦使斯波先生享譽國際漢學界。
 

地域史和經濟史研究的深化 

中國社會規模巨大,地域之間有很大差異,如何才能把握全體與局部之間的經濟變動意義?1960 年代後期開始,斯波先生感於傳統研究方法的侷限,把目光轉向空間,進一步引介歐美當代史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學術成果,並結合日本漢學的實證學風,開展了以江南為中心的區域社會經濟分析,探討國家與社會接合的地域史,完成《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一書(1988)。此書取徑年鑑學派的長時段概念,注重自然環境條件與技術變革,但也重視政治事件與法制變化予經濟之影響,亳不忽視短時段的事件史,從不同層級歷史結構的動態運作中把握整體的歷史。同時,在好友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教授的經濟區域系統理論基礎上,此書也提出了「地文--生態區域」的研究方法。施堅雅強調水運條件對區域市場的形塑,斯波先生則指出,在市場系統不如清代成熟的宋代,決定區域內部經濟發展者,除了河川,還包括整個生態環
境。凡此,都可見到斯波先生對西方學者理論核心的掌握之精準,也因此,能將之巧妙轉化,用於中國歷史的脈絡,開創出突破性的新觀點。
 

中國都市史研究 

繼地域研究的成果之後,斯波先生也投入了相當心力在都市研究上。《中國都市史》(2002)對於中國都市性質長期以來的爭論,提出了嶄新的論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比較中國和西方都市時,認為兩者大不相同。西方近代都市共同體,起源自工商業者自治的中世紀都市。中國都市則由官僚主導,著重軍事功能與消費性格;自治團體難以反對官僚的干涉。另一方面,從戰前加藤、仁井等學者對中國工商組織的實地調查,乃至近期的地域史、都市史研究卻都指出,伴隨經濟發展,中國都市底層出現了許多自律、自助的團體的現象。對此,斯波先生留意到傳統文獻與調查資料的落差;前者出自儒教國家官僚與士大夫筆下,關注的是國家統治的方法,而非反映經濟發展的變化。斯波先生援引施堅雅的區域理論,統計行政都市與經濟都市的重疊和差異,指出兩種體系的分歧。他又指出,傳統文獻中的城鄉分野並不確實;宋
代以降,在城的周邊與交通要道,興起許多工商業「市」、「鎮」,其規模並不亞於「城」。但就國家統治角度言,為了確保社會的一致性,官僚帝國仍然以各種努力維持了法制上的安排。今日所見的分歧,正是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產物。
 

華僑史研究 

在地域史與都市史的研究裡,斯波先生也探討了商業發展下,各種依託地緣、親緣的都市基層組織的出現。這使他在華僑課題上也提出獨創的見解。從大阪、函館等地江戶時代的華僑史料整理編纂開始,斯波先生進一步研究明清以降,華僑在東亞與東南亞的歷史。(〈函館華僑關係資料集〉,載《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2 號,1982;《華僑》,1995)過去許多學者將華僑的互動和組織,視為中國農村社會特徵的延伸,認為以家族、同鄉關係為紐帶的網絡,偏向封閉,缺乏近代的合理性。由於斯波先生具有經濟史的視野,他並不單就華僑論華僑,也不將華僑視為本質性概念,而是將之放在東亞各地經濟互動的脈絡下思考,從而對傳統之見提出反駁。斯波先生指出,華僑網絡並非封閉性的,而是在商業化社會的競爭中締結而成的多元關係網。從親族、鄉黨到他鄉,乃至於到外國人,都藉此而納入感情之網,以人際信用為武器,在經濟活動上發揮高度效率。因此,我們不當視華僑為地域狹小的組織;華僑乃是回應廣闊市場的節點系統。 

總而言之,斯波先生雖為宋代經濟史名家,其關懷和視野卻又遠超出於此。對於宋代以降,生產力提昇、勞動分工、市場與商業發展帶給中國----乃至東亞----的變化,他勾勒出一幅豐富的動態歷史繪卷,既展現了其中的複雜性,也提示了理解的方法。斯波先生求學的1950 1960 年代,馬克思主義和近代化理論深深影響了歐美與日本學界。馬克思主義固為彼時之人試圖掌握近代經濟變遷的巨大力量,但也陷入西方中心主義預設的理論框架中,可以討論:斯波先生從堅實的歷史材料著手研究,關注經濟的變遷本身,從未削足適履。將近70 年來,他豐富的研究成果,不僅讓人對東亞自身的文明發展有深入的認識,也為當前變動中的全球化世局留下一條應對之道。

 


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生於1919年,是中國儒家思想史研究的巨擘。1953年,狄教授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其後便留校教授中國思想,並從事儒家的研究。1990年,狄教授榮退,但退而不休,依舊勤著不輟,並且利用時間教學。狄教授撰寫或編輯的專書達三十本以上,乃美國儒學的開創性人物,對舉世儒學更是貢獻卓著。19601966年,狄教授任哥大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主任,19711978年間,擔任哥大副校長。此期間,他並在1969-1970年間出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雖然如今已年過九旬,狄教授仍於2013年推出《偉大文明的對話》(The Great Civilized Conversation: Education for a World Community),對人類文明的前景十分關懷。



狄培理教授的儒學研究,始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希望藉此由中國歷史內部理解中國問題,擺脫由西方理論和價值來重估中國政治制度的作法,因使狄教授的思想接近新儒家,而從1953年發表〈新儒學的重估〉(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一文開始,他便成為美國倡導新儒學研究的領軍人物。狄教授不認為傳統儒家的見解毫無錯誤,但他仍然努力宣揚儒家的「道統」或他所謂「道的重建」等觀念和理想。多年來,狄教授的研究大多環繞在兩大主題上,一是由歷史的視角討論程朱儒學發展的歷史與演變,《道學與心學》(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1981)與《心法》(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 1989)係代表專著。其次的主題關注儒學對個人和自由的重視,主張儒學絕非現代化的阻礙,反而是東亞地區的文化資本。狄教授頗留心王艮和李贄對個人的重視,1982年應「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整理而出的《中國的自由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為上述關注留下完整的論述。狄教授強調中國雖乏西方意義下的「自由主義」,但並非不重視「自由」。他認為明代理學尤其保存了「自由傾向」(liberal tendencies)的各種價值,驅使眾多儒家與新儒家的「君子」在史上以所謂「先知的聲音」(prophetic voice)反抗濫用政治力量。1990年出版的《為己之學》(Learning for One's Self: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中,狄教授便擬在儒家式的人格修養和西方的個人主義間找出彼此可以共通之處。



當然,狄培理教授並非不知道上述那些「自由傾向」和「先知聲音」並未如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一樣轉化為法律制度,以保護基本的公民權利。《儒家所面臨的難題》(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於「儒家困境」即有論列,認為要衡量儒家在政治上的失敗,必須以其自身所預設的理想為標的。儒家典籍樹立的「內聖外王」難以實現,必賴「君子」在君主和人民間扮演中介角色。「君子」雖是「天命」的代言人,卻非西方的先知,沒有上帝所賦予的感召力。而且,中國先知的傳統最大的弱點在於沒有西方教會那樣的權力據點,難有施力的場所。除此之外,最稱關鍵的還是「君子」和人民脫節,只對君王傳達先知的訊息,而非對人民為之,社會影響大受局限。



狄培理教授對中西民主思想的觀念亦多所留心,集中在他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討論上。1993年,他將該書英譯出版,並撰長文以為導讀。狄教授認為不能將黃宗羲思想中所具有的民主元素直接附會到西方式的民主思想。黃宗羲提出「儒家的憲法」(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之說,認為提高宰相的權力,可制衡君主制的「私天下」之見,並主張廣設學校,以為公論的管道。然而,黃宗羲心中的政治理想和西方代議制度仍有根本不同。宰相仍由皇帝選派,「公論」也僅是士大夫之見。狄培理之所以重視《明夷待訪錄》,因為該書重「法」,而且黃氏之「法」非指維繫君主權力的「一家之法」,而是為天下所創之法。因此,黃氏嚴厲批評傳統「非法之法」,主張「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希望跳脫儒學傳統對聖君的期待。儘管如此,狄教授也承認,黃宗羲的法仍未具西方法的契約特性,人民的角色有限。



近年來,狄培理教授專注於中西文明的比較和互補,2004年出版的《高尚與文明》(Nobility and Civility: 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即表明僅以西方觀點看待或引導世界文明的走向,已不符多元文化主義流行的今日。亞洲內部有各自源遠流長的獨立傳統,不會走上西方所希望的道路。狄教授除了指出儒家和印度傳統所具有的活力外,也抱持開放而多元的文化主義,認為不同文化傳統間需要溝通、對話,努力於異中求同,方能彰顯人權和公民社會的價值,解決世界上的各種危機。「克己復禮」、「理一分殊」的儒家教誨,在今日依然適用。1988年出版的《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中,狄培理教授便分析過東亞不同文明的開展與交流,同時也對東西間的對話提出建言,謀求不同文明的對話。解決世界亂局,他認為捨此別無良方,而這是他為學的目標與理想。



狄培理教授在個人研究之外,亦投身許多相關的學術事務,例如編譯各種書籍。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學生與學者都大大受惠於狄教授出版的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書。他在其中既翻譯又解釋中國傳統經典和文獻,將中國文明基本的圖象完整呈現於英語世界的讀者前。此書擴大增訂版在199920002004陸續出版,可見其影響之久遠。狄培理教授還主持哥倫比亞大學的東方經典翻譯計劃,翻譯了超過一百五十本以上的經籍,為美國亞洲研究奠定良基。同時他又廣邀學者交換意見,切磋有關新儒家的見解,所編陸續出版,也引領東、西方學術的焦點和潮流,誠為當世儒家與世界的橋樑,值得學界推崇,更值得世人引為表率。